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增长乏力,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世界银行1月份发布的《2011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世界经济在2010年增长3.9%,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近一半。新的发展机遇正在推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和东亚部分国家的经历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历史镜鉴。(《半月谈》2011年第5期)
绝大部分国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造成这种陷阱的原因除了必要的政策改革和制度变迁更为复杂,在技术、政治和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之外,还因为这些国家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世界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可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组。2010年8月新调整过的数据显示,低收入标准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为996美元~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中等收入标准又以3845美元为界划分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
以此标准划分,当今世界中等收入组有104个经济体,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拉美、欧洲与中亚、东亚与太平洋、中东与北非。尤为让人关注的是在拉美33个经济体中,中等收入者高达28个。截至2011年,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已平均滞留37年,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地区,其中阿根廷达49年,几乎为全球之最。
自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两个半世纪以来,全球230多个经济体中只有60多个成为高收入国家,绝大部分至今还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拉美成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最密集的地区。
来自拉美的警示
拉美之所以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与它没有抓住历史机遇促进经济转型、贫富分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没有抓住转变增长方式的历史机遇期。拉美地区整体上错过了上世纪50年代至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十分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在进口替代模式主导下,经济发展从80年代开始急转直下,被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后面。同时,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还是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再次丧失历史机遇期,进而遭遇“失去的80年代”,直至本世纪以来才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总体看,拉美经济转型大约延迟了35年~45年。
二是遭受“拉美陷阱”困扰。“拉美陷阱”又被称为“拉美病”,主要指分配不公,进而导致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尽管百年来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总体看呈下降趋势,但目前拉美收入分配不公仍呈现非常集中的状态,基尼系数最高者为0.66,属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之一。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三是迟缓的经济增长使社保制度显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时宜。拉美社保制度早在上世纪上半叶便建立起来,经济较快增长使社保制度发展较快。但在进入80年代“失去的10年”中,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拉美国家纷纷进行私有化改革,其改革的时间略早于欧洲。此时,欧洲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拉美则还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徘徊,使社保制度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比,显得有些超前和脱节。
四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对增长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连续发生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和阿根廷债务危机及银行危机(2001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的危机甚至引发了政治危机,数月后总统被迫辞职。据统计,1974年~2003年,拉美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而拉美每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
五是一些拉美国家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例如厄瓜多尔1996年~2003年换了5位总统。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为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年~15年。
“东亚奇迹”的启示
和拉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创造“东亚速度”的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他们成功跨越整个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依次为:日本(1966年~1985年)和新加坡(1971年~1990年)分别用了19年,韩国(1977年~1995年)和中国香港(1971年~1989年)分别用了18年,大约只相当于拉美国家和其他东亚国家走出“下中等收入”所使用的时间。其中,在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中,日本(1973年~1985年)用了12年,新加坡(1979年~1990年)和中国香港地区(1978年~1989年)分别仅用了11年,而韩国(1988年~1995年)仅用了7年。
以日本为例,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进入高收入行列,日本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与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过程,为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经济基础。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以激发其内在的创新能力,最终完成了从轻工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的转型,于90年代进入到高收入行列。
和日本类似,高收入发达国家无一不把技术创新作为驱动增长的根本源泉。在这些国家,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往往高达70%。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同时也是当前中等收入国家跨越陷阱、直达高收入国家的战略通道。
在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日本和韩国都非常重视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化解社会矛盾。例如,日本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缩小城乡差距和最低工资制度,及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促进财富的合理分配,不仅实现了社会的相对稳定,而且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经济衰退的力量。韩国于1971年启动“新社区运动”,1973年至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目前,韩国的基尼系数为0.32,而日本的基尼系数仅为0.25。
(作者:郑秉文,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