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深刻的新文化变革运动。一次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以民主与科学为动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就是20世纪末发动的、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动力、以文化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的新文化变革。中国正在经历的新文化变革，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对它的超越。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核心是推动新经济变革、新政治变革和新社会变革：为新经济变革提供产业转移空间形态，为新政治变革提供文明构架，为新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和谐认同涵养，为文化自身变革提供全新的内容与形式，为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新思想、创建新制度。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新文化变革。它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展，同时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超越。这场新文化变革和百年前的那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实现文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革命性变化的同时，推动和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结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的深刻变化。文化产业是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力量形态与核心要素，是这场新文化变革的“涡流”中心和“台风眼”。在创造性破坏计划经济模式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文化观念和文化结构的同时，文化产业正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力量创造性地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新经济和新政治格局。

　　20世纪以来两次新文化变革运动

　　20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深刻的新文化变革运动。一次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以民主与科学为动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一次就是20世纪末发动的、当前正在发生着的以文化产业发展为动力、以文化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的新文化变革。

　　两次新文化变革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第一次新文化变革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形态和发展道路，它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全球化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挑战；第二次新文化变革是改变中国建设的形态和发展道路，它的直接成果是以改革开放的方式，以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回应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挑战。前者以民族思想解放为特征，后者以国家制度创新为特征。第二次新文化变革运动与以往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变革运动相比，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由思想解放而发展成文化解放的自然过程。它没有提出明确的变革口号，也没有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专门的组织运动形态，更没有通过“运动”的方式来推动，而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而逐渐形成和清晰起来的。

　　两次新文化变革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中国面临全球化挑战和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新文化变革是源于鸦片战争，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二战结束。这次新文化变革的特点是中国以屈辱的方式被迫接受全球化的挑战开始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进程的，是中国的传统封建主义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第一次的全面对撞。其结果是为中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文化形态，并找到了克服中国落后的必由之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划分中国历史断代的界标性事件。中国现代政党制度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获得了现代的意义。

　　第一次新文化变革的发生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变革需要和民族存亡而发生的，寻求的是文化形态自身的转变，具有很大的自发性。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所激发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觉悟。也就是说，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在政府作为第一推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酝酿在中国社会内部渴求变法以求新政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催生的。新型的知识分子是它的主导力量。追求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是它的主要内容。在那时，现代文化产业在中国刚刚起步，还没有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而被认识，并且主要的还是以配角的身份表现在新文化变革这一平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使得中国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的形态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的“左翼文化运动”之后，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成果。

　　第二次新文化变革是在中国疏离世界体系20年后主动寻求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之路时发生的。“文革”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成为它的标志性事件。在它的第一阶段，带有明显的补课特点，补上对于世界的认识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这一课。特点是在全面地反思过程中的全盘西化，具有与“五四”运动相类似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中国开始“复关”，才真正开始了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自身的全面反思和又一次全盘西化，随着中国1989年的社会阵痛，真正开始了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努力。大众文化开始成为市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研究，使得中国新文化变革真正在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讨论中开始了。与第一次新文化变革相比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文化产业由于承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责任而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被发现，并开始发生作用。文化体制改革随着新文化变革的逐步深入开始占据新文化变革的中心。当不变革原有的文化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便不能发展、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时候，文化体制改革作为这场新文化变革的核心问题便凸显出来了。解放文化生产力成为全部新文化变革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是在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过程中发生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共同导致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新文化变革的全面发生。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主要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的话，那么，这一次新文化变革却是在体制和机制领域进行新旧文化的交锋与冲突，更多的是在体制层面上进行。放松管制和市场准入成为主要内容。文化生产力形态和文化生产关系都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是由国家执政主体主动发起的一次自我革命。它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展，同时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超越。

　　这场新文化变革运动的核心是推动新经济变革、新政治变革和新社会变革：为新经济变革提供产业转移空间形态、为新政治变革提供文明构架、为新社会变革提供精神和谐认同涵养，为文化自身变革提供全新的内容与形式，为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体系、新形态、新道路、新制度、新模式、新创造、新超越。

　　当前新文化变革的鲜明特点

　　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新文化变革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重建世界文化新秩序背景下发生的，是在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重新确立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背景下发生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变革是这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场新文化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鲜明特征。从文化的内部因素来看，这一新文化变革有以下几个特点：

　　文化建设形态的多维化

　　文化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革命性转变，必然的提出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形态和模式的革命性变革。文化产业多元发展政策和文化市场准入提出了先进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管理的新要求，外资和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资本以赢利为目的和先进文化建设之间必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以思想理论建设和道德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建设永远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但是，建设的途径和方式、建设的形态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形式。根据发展了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任务，把掌握和运用新的历史形式来推动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实现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目标，这是执政的重要规律之一。

　　对文化理解的深刻变化推动了文化建设形态的合理性回归。它标志着中国的执政党开始了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建设，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上，而是根据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崭新认识，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新阶段，从而形成了新的路线图和结构图：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意识形态革命——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体系——市场竞争体系建设。

　　文化发展动力结构的多元化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文化的发展，我们比较强调意识形态建设，比较关注思想理论建设，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动力结构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文化产业的提出和建设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结构，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发展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选择。观念形态革命必然导致向制度形态革命转型，向文化发展动力结构的多元化转型。文化产业在中国的提出和发展作为中国新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和内容，文化产业成为文化生产力，解决了文化发展的生产力结构问题，当不发展文化产业，国家的文化事业和综合文化国力便不能得到发展和增强的时候，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就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之一，从而构成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大区别。

　　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经济制度，实现单一的市场主体向多元的市场主体转变，社会办文化和境外资本力量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多元力量结构。这两种力量在国家的法律法规范围内从事经营性文化产业，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动力结构的单一性，实现了由单一的文化建设主体向多元的文化建设主体的战略性转移。

　　文化发展机制的市场化

　　需求是人类社会一切变革的母体。需求是一切发展最根本性的动力机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制度条件下需求体现的公平是不一样的。计划经济曾经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制度性表现形态和发展机制。当中国新文化建设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需求的时候，不采取这种制度性安排便不能满足新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性需求的时候，计划经济也就成为中国新文化发展的选择机制。但是，当计划经济更多地体现和强化了制度需求的主观性，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的客观性以及这种需求在资源配置上的自主性和满足性程度不能得到实现的时候，文化发展机制的创新便自然的成为中国新文化变革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文化发展的内生需求和参与全球化资源配置和文化市场竞争的外生需求，在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动力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动力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文化发展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配置转化。中国要参与全球文化资源配置和文化市场竞争，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的方式和规律提升文化的竞争力。这是中国新文化发展到21世纪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成为新文化变革最主要的内生机制，也是与新文化运动发生的一个根本区别。

　　文化变革力量的数字化

　　文化载体的变革是一切新文化变革的标志。文化发展的数字化生存是当下文化发展形态最重要的革命。数字化不仅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传播，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价值观。信息内容产业将从根本上融合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一旦技术上的进步被用于文化目的，并且已经用于文化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是强制的、而且往往是违反文化主体的意志，而引起文化发展方式上的变革。改变文化产业竞争形态、竞争领域和竞争方式，大力推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变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运用数字化并通过数字化控制文化产业分工和文化市场走向，进而实现文化控制已经成为掌握全球文化变革主导权的重要力量。

　　以数字化为先导的新型文化产业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生态结构，数字文化在缔造一种文化形态的同时，正在塑造着全新的文化新生代。文化产业数字化正在缔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正在形成与传统文化形态的尖锐冲突。能否掌握中国未来文化形态建设的主动权，能否创造和形成一种能够被未来称之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文化，关键就在于能否掌握对于现代新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

　　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成为新文化变革的核心

　　市场主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同时要求市场管理制度的创新。文化生产力的全面解放有赖于文化生产关系的全面转变；中国新文化变革的伟大实现有赖于国家文化制度的全面创新。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落后的文化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之间的矛盾；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新文化变革就是要为解决和克服这些矛盾提供全新的智慧和制度安排。正在深入发展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次由执政党推动的在文化领域里进行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革命与创新，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变革。不是全盘否定和彻底革命。而是主动寻找文化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战略突破口，克服在制度选择上的路径依赖，超越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制度设计上的历史局限性，自我革命和自我完善的制度选择，这是与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新文化变革运动最大的、根本性的区别。

　　中国新文化变革运动的新走向

　　中国正在经历着的这场深刻的新文化变革运动是从文化产业开始的。文化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形态，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创新和实现。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新文化变革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新的走向。

　　在全球文化竞争中寻求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新文化变革是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发展多样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和深入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变革是世界文化新秩序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同国际文化资本的较量过程中，重建中国文化发展的力量结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伟大崛起，成为这一次新文化变革的战略意图和直接目的。“中国梦”的提出是它的标志。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同时并存而提出来的一项既要抓住战略机遇、又要克服各种矛盾冲突的国家发展战略。

　　落后的文化生产关系和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构成当前我国文化危机的主要因素。公民文化权利的充分实现、公民文化利益的充分享有和公民文化民主的充分建立，是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内容的实现程度，将影响和决定中国新文化变革的民主化走向和新文化价值观的缔造。文化产业发展要为社会提供新的文化权利和文化利益实现方式和实现途径，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资本支持和产品支持。能否把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成果转化成可供公共文化消费的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把切实的经济效益转化成可行的社会效益，为社会公平和公民精神健康提供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支持，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新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文化产业无论是作为途径还是作为方式，它都应当成为构建和实现中国梦所必不可少的表达与诉求、沟通与协调力量，成为公共议程设置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和多元价值的尊重提供积极的文化空间。

　　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切文化都是空间文化。同时，一切文化都以文化的空间形态来建构与表现和表达。新文化变革是一个在对过去的文化空间形态的解构过程中建构未来文化空间形态的文化革命。而文化产业正是在这一进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化的空间形态和空间的文化形态。在今天，它既表现为利益格局的制度性空间构成，又表现为发展模式的空间选择。在这表象的背后是深刻的文化动因。当文化以某种空间形态被建构、并且以某种文化空间形态获得合法性，而不打破这种合法性便不能重建文化空间发展的合理性的时候，唯有实现对于既定利益格局与发展模式空间存在的制度性突破与超越，才能实现新文化变革的伟大成功。

　　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发展，打破传统的文化产业空间模式，是近几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由于行政区划体制的限制，人为地约束了文化产业要素资源空间配置的规律性，我们还不能在规划新的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同时实现对区域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战略性整合。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这都是新的区域发展概念，同时也是和谐发展的概念。它要求突破一切妨碍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科学发展的人为束缚。这种区域发展正在演变成为大城市集群发展新的战略追求，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经济地理空间布局的重构。如何整合区域资源和力量，形成共同市场，共同的利益群体，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换取最大的利益增长，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新文化变革面临的问题。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正在为传统的行政区域理念输入新的智慧元素，这就给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和区域布局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改革空间。中部和西部都曾经辉煌过，是中华文化版图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的缔造性力量。中国的新文化变革是要重新创造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要在改变中国文化产业的力量格局中，建构东西南北中全面和谐发展的中华文化新版图。没有中部和西部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崛起，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建设的全面繁荣与发展，就没有中国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就没有中华文化超越自身历史的伟大复兴。

　　建立科学、规范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将成为中国新文化变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文化法律建设的进一步到位和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建立，将使中国国家文化能力建设进入一个依法治理的历史新时期。

　　开放的文化市场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市场。文化市场开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民主的一个标志，同样，文化市场规范化的现代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民主的一个标志，而且是一个更重要的标志。这一标志是以文化法治建设的现代化程度表现出来的。法治精神是最终反映一个国家文化民主进程的。中国的文化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备，离开完善的文化法制体制的建立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巨大努力和政治民主化和民主政治进程的加快发展，已经为我国文化法治建设提供和创造了条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所大力推进的国家文化市场法治建设所营造的环境，已经为中国文化法治体系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提出，加强文化立法建设，通过法律程序将党的文化政策逐步上升为国家法律，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的“善治”，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力量。因此，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更加开放，各项文化立法建设的进一步到位，将使中国文化民主建设进入一个依法管理、依法治理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新文化变革在经受更加严峻的挑战的同时，也将获得新的生长机制。

　　中国的对外文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也不是不要制度保障的。我们的文化开放是在法律框架下的开放，是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所作出的承诺开放的。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体系，是中国在发展文化产业和推进文化民主化过程中必须同步推进的。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将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的新文化变革朝着一个更加具有可对话的方向发展。因此，建立科学、规范的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和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以人民的安全为宗旨，为国家政治安全提供保障，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国文化民主建设和中国新文化变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一个变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