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千年来，在表面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宗教势力变迁下，中国文化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潜流起作用。这股潜流就是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其实是一股强大的文化无意识机制；不管你承不承认它，它都在决定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只要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未断，中国文化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重回自身尊德重礼的大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在变化和发展着，但是所有的发展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源头出发，历史连续性清晰可辨
很多人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华文化走向独立和觉醒的伟大转折，认为中体文化从此走出历史传统、步入崭新纪元。新文化运动真的有这么伟大吗？本文想换个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在过去三千多年历史上，中国文化曾不止一次经历过类似的巨大转型危机，尤以春秋战国（前771年-前221年）和魏晋南北朝（220年-581年）两个时期为典型。这两次转型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都始于对主流文化传统的质疑，终于对过去历史传统的回归；从汉代经学复兴到隋唐科举取仕，从董仲舒儒术独尊到程朱道统重建，无不表明中国文化在历经数百年彷徨后，最终回到了自身的大传统。尽管每次转型都不是机械的回归、简单的复旧，而是伴随着空前的融合、巨大的创新，但是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方面，却并无二致。这就是本文所谓尊德重礼的中国文化大传统。
人们常说，宋明理学吸收了佛老，却忘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它毕竟不像佛教一样消极出世、否定此岸，也不像道家一样超脱现实、追求逍遥。无论宋明理学受佛老多少影响，至少它与孔子一样尊重六艺，与孟荀一样坚守伦常，与汉儒一样捍卫三纲；这些正是它与佛老最根本的区别，也是中国文化终于回归自身大传统的标志。
为什么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几次巨大挑战和危机之后，都能回归自身的大传统？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并未断裂。具体来说，过去数千年来，在表面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基础、宗教势力变迁下，中国文化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潜流起作用。这股潜流我称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其实是一股强大的文化无意识机制；不管你承不承认它，它都在决定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只要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未断，中国文化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重回自身的大传统。
那么这种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或文化无意识是什么呢？笔者曾总结为包括如下三方面：一是此岸取向，二是关系本位，三是团体主义。我认为，过去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化，是在这三重预设下建立起来的。鉴于这一文化心理结构至今并变，我们有理由相信，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虽饱经西方文化冲击，并表现出类似于百家争鸣的面貌，但最终一定会像历史上一样，再次回归自身的大传统。
当然所谓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并非某个抽象、绝对的“本质”；中国文化传统一直在变化和发展着，但是所有的发展都是从一个共同的源头出发，后世与前世之间的历史连续性、继承性清晰可辨。所以，回归自身的大传统并不是机械地复旧，而是回到源头来寻找价值，依据传统来重建制度。同时，回归自身的大传统，也不是武断地排外，而是依据自身来吸取精华，站稳脚跟再向外整合。
中国的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长达三千年而未动摇
假如我们将一个文化的结构划分为如下四个层次：第一，政治及意识形态，即政治体制及官方意识形态；第二，法律及社会制度，即一切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比如风俗习惯；第三，经济与现实结构，即阶层划分、经济形态、宗教形态、生活方式等；第四，文化心理结构，即数千年积淀形成的深层无意识机制。
在上述四个层次中，并未预设越是下层的成分就越重要，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越是下层的内容，稳定性越强；越是上层的内容，可变性越大。特别是最下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作为数千年积淀形成的、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深层无意识，最不容易因为朝代更替、经济变迁、政治及意识形态变化而改变。前面所讲的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的文化心理结构，可以说是从西周以来长达三千多年而未动摇。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导致中国文化形成尊德重礼这一大传统的根本原因。
所谓此岸取向是相对于彼岸取向而言的。那就是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一个世界”（借用李泽厚语）中，即以天地、六合为范围的此岸世界。即使是鬼神，也与人共存于这一世界。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迥然不同，后者相信四大皆空、生死轮回、此世虚幻；也与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及伊斯兰教不同，后者皆相信此岸为上帝所造之幻影，死后灵魂及上帝之城才永恒真实；亦与希腊哲学及西方文化的世界观不同，后者相信感官世界变动不居、虚无飘渺，真正的实在超然独立于此岸之外。
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导致人们并不以死后世界为最高归宿，不以现实世界为摆脱目标，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成了“天人合一”。用西方或印度文化的标准严格来衡量的话，亦可以说中国文化无“彼岸”。这是因为中国人的“彼岸”，严格说来并不外在于此岸，而即在此岸之中。
与此相应地，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关系就不是人与彼岸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差序格局”特征。即每个人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构筑的关系网，代表个人生活世界的基础内容，这便是所谓的关系本位。关系本位，是以人情和面子为内在机制，重私德、轻公德，重情理、轻制度。关系本位代表中国人需要在相互关系中找到人生的安全感。
在所有的私人关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的关系，这个共同体可指家庭，也可指单位、圈子、团体、地区、民族、国家等，所以形成以关系为基础构成的“团体主义”，既可以表现为小团体主义、帮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也可以表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中国大传统：礼大于法、贤能政治、重视德性、人伦为本、风化效应
中国文化的上述三重预设，即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直接导致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在整合方式上形成了礼大于法、贤能政治、重视德性、人伦为本、风化效应等重要特点，这便是本文所谓尊德重礼的大传统。
首先，礼法。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导致他们对于一刀切式的制度缺乏强大的热情和内在的信念。制度是死的、没有人情味，他们倾向于变通；礼是活的、有人情味，他们倾向于认同。这决定了礼治比法治在中国文化中有更大的适应性。古人云：“缘人情而制礼”，“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所以三千年来礼制虽有巨变，但以礼为本、礼大于法的制度模式并未改变。文化人类学对于礼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其他许多民族，礼只代表一种历史传承下来、人们被动甚至盲目接受的习俗。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一代代人自觉、主动、积极地建设礼、维护礼、完善礼，以礼作为治政安邦之本，甚至视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这并非由于中国人不懂法治，而是由于礼治才是中国文化土壤中最有效的制度规范。但这不是要排斥法，只是在礼、法之间确立了主次轻重之别，法以礼为本。
其次，贤能。每个人都要经营关系和人脉，如果他跟我有宿冤或是我的死敌，无论多么有才华也不能信任或提拔。事实上，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彻底抛弃任人惟亲，所以他们特别需要任人惟贤，以此来突破任人惟亲。贤能政治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的治理之道，正因为在人际网络盘根错节、裙带关系根深蒂固的世界里，任人惟亲的可能性很大。是因为需要它，所以倡导它；是因为太需要它，所以一直倡导它。汉代的举孝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以及隋唐的科举制，都试图把任人惟贤制度化。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其三，德性。在一个关系本位的文化中，人与人的相互影响最为强大，尤其上级对下属的影响“无微不至”。结果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以民从之”。因此，只有把有德者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才能真正让人心服口服，从而确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古人所谓“为政以德”、“授有德，则国安”正是基于对这一文化习性的窥破。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赫赫师尹，民具尔赡”，所以“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以德治国”，因为没有比“立人极”更有效的治理方式了。
其四，人伦。梁漱溟曾称中国文化为“伦理本位”的文化，并说伦理本位即关系本位。关系本位的差序格局，导致子思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在所有关系中最为基本，孟子认为三代学校“皆所以明人伦也”；汉儒则将五伦扩充为九伦，合称“三纲六纪”。按照《中庸》的说法，五伦是“天下之达道”。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一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成就作为衡量一生成败的关键。对人伦关系的重视导致“三纲五常”成为后世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其五，风化。中国文化由于不以彼岸作为其终极归宿，使得人对人的攀比成为最常见的现象。人与人的相互嫉妒和攀比，导致中国人之间相互模仿，进一步导致流行各种风气。不同地域、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圈子的内部都可能流行各自的风气。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历代学者也无不把“移风易俗”作为治理的首要任务。今天的中国式治理，往往仍要从狠刹行业或社会的歪风邪气开始。
中国文化在整合方式上的五个规律性特征，就是本文所谓尊德重礼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应该说它们都是由于其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等文化无意识机制而形成，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建筑于其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上。当然我们也知道，战国特别是汉唐以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儒家阐发的大传统之外，还有道家、法家、佛家等开辟的新传统，但是这些新传统可以说是对德、礼大传统的补充，并以这一传统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今天，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是否可以说，由于文化心理结构并未改变，上述五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中国文化大传统并没有过时呢？或者说，以德礼为重心的中国文化大传统还会回归呢？如果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虽然今天是欧风美雨盛行，自由主义争艳，各种思潮争鸣，但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常态，如何回归自身的大传统才是我们应当致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