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地方上尚未有“精英”的说法;那些引领时代的学子以平民情怀服务家乡为天职，地方学校自然成了当地的精神高地，带动了许多农家子弟入校学习，客观上为即将发生的苏维埃革命准备了有文化的人才。

　　去年12月，我在客家重镇——上犹的营前给营前中学做了题为《传扬和拓展营前客家文化的精神高地》的演讲。据我对营前的文化研究，古代营前的学校叫书院，是本地公共教育设施，书院对营前地方文化的传承和拓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比如王阳明在营前就办了书院，还为当时被誉为江南名城的营前“蔡家城”题写匾额。这既能说明中央命官切实地推动地方文化(王阳明的心学就践行于他在赣南的施政过程)，又能说明书院的教学有着扎实的时代和社会内容，与当地的文化建设融为一体，而一代代接力的学校恰恰能够较多地保留当地文化的记忆，通过授课，把这种记忆有效地传给下一代，并在当地传播开来，文化精英与民间汇合，于是文化的气脉延绵不绝。这是营前的客家文化能够凝聚与播撒——至今成为亮点的一个秘密。当然，营前富有辐射力(两省三县)的经济给这种文化的延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学校的形象在当地也扎在百姓的心中——在营前，学校在社会上颇有地位。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的经济潮席卷了全国城乡，办学的势头不减，以地方为例，地方就出现了各类中等学校(包括地方高等院校)，有重文化普及的，有为更高级的大学输送高硕士博士的，有重培养管理精英、行政精英的，有重实用技术的，有偏重某一技艺的。它们通用的教材是全国或地区统一的，考试当然也是“统一出卷”，从这条条块块的“步调一致”的布局中，我们可以感觉某种“标准化”的推行，就像普通话在各地普及一样。但是我发现一个相同的现象，就是这些学校似乎都与“地方文化”无缘，或者说，“一脚水”“一脚泥”的地方文化只是地方群众文化，其“粗俗”品格不入精英学校的法眼。地方学校关注和研究的，是全国性的，或某个行业颇具代表性的水平或现象，于是置身地方，而不研究、传扬并拓展地方文化，被视为一种当然。

　　接着开头的话题，由古典式的书院而现代性的学校，仍以营前为例，历经了好的过渡。上世纪初即清末民初，营前一批地方学子，有赴日本留学(半官费)，学成回来“服务国家”(跟随孙中山建设新国家)当然是首选，同时他们积极地回报(服务)桑梓，在营前和上犹办新式学校(营前人还到赣州文清路办学)，开英语、算术、体育课，地方学风为之一新，地方文化也与时俱进被搅动，时代和社会的结合就这样自自然然实现了，地方文化也就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那时地方上尚未有“精英”的说法;那些引领时代的学子以平民情怀服务家乡为天职，地方学校自然成了当地的精神高地，带动了许多农家子弟入校学习(营前较早地办了西昌小学)，客观上为即将发生的苏维埃革命准备了有文化的人才，如开国将军、营前籍的黄振棠因有文化底子受到毛泽东的器重，长征途中和在延安胜任部队宣传工作，他始终葆有客家文化情怀(我在《家园情怀：永不蜕变的生命本色》一文有所披露)。

　　包括黄振棠在内的营前志士仁人的奋斗史和精神风范也就构成了地方文化新的内涵，这些都需要收集整理发扬光大，而地方学校责无旁贷。实践证明，营前客家文化气场充盈，与地方学校的引领作用分不开，就是说，地方学校有意识有人积极参与地方的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后者并不是前者不必要的负累，而是让前者保持生机活力的必要途径。

　　不过，并不是所有地方学校都具有这种意识，又据我所知，这里还有全国教育体制上的原因，作为地方中学，应付高考和升学率是其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地方大学院校，考察老师业绩自有量化标准，就是按照全国性的课题进行教学研究，地方文化的研究由于不够“份量”而靠边站，即使有的教师想研究，但由于成果得不到承认，师出无名，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折，不如一窝蜂挤全国性课题而名正言顺，还能得到实惠。地方文化受到遮蔽和忽视，它的发展与提升就遇到了很大的制约。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都与地方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地方文化做支撑，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就会凌虚蹈空。应该说，这是必须得到正视的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个话题。

　　2015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