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需要知识分子写作保持独立、清醒，这意味着不依附任何权力；具有批判性的、内省的精神。

　　1月10日下午，“第一朗读者”第三季“深圳为你读诗”第九期活动在深圳中心书城南台阶如期举行，这次活动邀请到的主题诗人为王家新和世宾。

　　记者趁此机会采访了诗人、翻译家王家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家新的诗歌创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朦胧诗”后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同时他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代表性诗人。对于诗歌介入公共空间，他说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应该值得鼓励。诗歌的生命是在阅读中焕发的，不读它就是死的，只有读了，诗歌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心灵，从而产生共鸣。王家新的另一个身份是诗歌翻译家，他说在译诗的过程中能深深感受到另一个自己；译诗最好是经过诗人之手，只有诗人才能译诗。

　　诗歌的生命是在阅读中焕发的

　　晶报：现在，很多公共空间的阅读选择也变得多元化，有广告、视频、表演和歌唱等，可供娱乐的精神产品也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试图介入这种公共空间会使大家对诗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吗？

　　王家新：很难说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但肯定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物质时代，诗歌是人们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像“第一朗读者”的活动，它是面向观众唱诗、朗诵诗和戏剧表演，这也是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沟通。因为诗歌的生命是在阅读中焕发的，不读它就是死的，只有读了，诗歌才有可能进入读者的心灵，从而能产生共鸣。

　　晶报：对于诗歌跨界的表演，您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王家新：这是一种有趣的尝试，值得鼓励，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尝试都是成功的。这种诗跨界的表演，我在国外也见过很多次。前年，我应邀参加德国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当晚的开幕式，有一位德国音乐家演唱了我写汶川大地震的诗《哀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在现场用钢琴伴奏来演唱效果那么好。

　　晶报：诗人参与的跨界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诗人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来。

　　王家新：是的。我在微博上转过一个德国诗人、女艺术家演唱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的视频，很多人为之动容，这首诗是策兰描写纳粹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故事。虽然这位女艺术家的表演也是独具一格的，但我后来又找到了策兰读这首诗的音频，感觉更棒，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内心想表达的语感和冲动，所以我更倾向诗人自己读诗，不要任何的东西干扰，你要相信诗歌本身的力量。

　　在1980年代，读诗叫“浪诗”

　　晶报：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见证者，您会怀念那个年代的诗歌热潮吗？

　　王家新：现在的人都进入老年了（笑），提前怀念起80年代了。好像大家都认为80年代是诗歌多么辉煌的年代，其实这里面也有虚幻的成分。我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经历过“文革”后，大家在精神上都非常饥渴。我们那种相信一切的狂热，到最后都分崩离析了，只留下一堆精神的废墟。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大学校园里三天两头就冒出一个诗社，但不意味着那个年代就产生了多么伟大的作品。80年代对我的诗歌来说只是一个练习期。

　　晶报：您是1980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也曾参加过不少诗会，您能回忆起80年代的诗会与现在的诗歌交流会有什么不同吗？

　　王家新：80年代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举办一个诗会很艰难，不像现在那么容易。那时我曾到北京参加杨炼、芒克和多多等搞的幸存者诗会，我们叫“浪诗”和“砍诗”，不叫朗诵诗。往后90年代，黑大春也试图把诗歌和摇滚结合在一起。现在的诗歌交流会就很多了，但有些诗会就开始逐渐变味了，经常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

　　晶报：19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诗群与“民间写作”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作为其中一份子，您当时也发过言。

　　王家新：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会出现这样的争论，作为知识分子写作一方，我在当时的发言也成了争论的焦点，而民间写作者于坚在争论之前就写文章提出，诗的去向有两种：一是书面语，二是口语，他们则是坚持口语写作。我主要针对于坚提出的诗歌观点，他这样的观点只是简单的概括，因为我的诗中也有口语。我认同诗歌写作是经过个人的整合和提炼，不管是书面语写作还是口语写作，它们只是诗歌语言的一部分。

　　“我希冀我的诗不断自我反省”

　　晶报：从那场争论以后，诗歌语言表达的矛盾在于是坚持口语写作还是书面语写作。

　　王家新：于坚、韩东等是坚持口语写作的，但于坚的口语诗，也是经过提炼的。另外，当年于坚说，拒绝隐喻。事实上，他很多诗就是隐喻。因为隐喻就是一切语言的基础，语言本身就带有隐喻的性质。后来于坚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最初叫“拒绝隐喻”，后又改成“隐喻后撤”。当然，我也理解于坚的观点。我们在1990年代的写作，也是对朦胧诗写作方式的修正，但是我们也继承了朦胧诗的独立精神。

　　晶报：您的创作曾被称为“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今天来说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王家新：我没有明确说过自己是“知识分子写作”，只是以前写过文章提到知识分子的写作精神，这个东西其实是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的，在西方是不会这样提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需要知识分子写作保持独立、清醒，这意味着不依附任何权力；具有批判性的、内省的精神。

　　晶报：吴晓东说，可以把王家新喻为“寻求词根”的诗人，这“词根”构成的是诗歌语言与生命存在的双重支撑。从创作诗歌开始，您一直在求变，我想知道诗歌在您的手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王家新：这个很难说清楚，但我希冀我的诗是一个不断自我反省及向内的东西。这是一种说法，诗人也是通过语言来工作的，其价值意义也是通过语言本身来决定的。诗歌语言不是一种技巧，还是要有自己的“词根”，才能站得住脚跟。我的写作从早年到现在，可以说我是有自己的内壳，一切东西都是从这里生长出来的。

　　译诗最好是经过诗人之手

　　晶报：我知道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翻译家，诗人译诗会跟其他人译诗有所区别吗？我很愿意读诗人译的诗，感觉诗人对每一首诗都怀有崇敬之心，我觉得这样才能译出好诗。

　　王家新：一般来说，译诗最好是经过诗人之手，这在西方是一个惯例，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译诗不同于其他翻译，它不是意译的翻译，而是把一首诗翻译成另外一首诗，无愧于原作的诗，这是对诗歌翻译的要求。作为一个诗人，译诗也是他另一种写诗的方式，寄托了他对诗歌的爱，很多诗人为此都下了很多功夫。这与一般的学者的翻译不同，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出版社的要求，评职称等。

　　晶报：去年，您也出版了两本译诗集《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和《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您选择翻译的作品有什么要求？

　　王家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中大部分是我比较热爱的诗人，在翻译这些诗人的诗时，我能深深感受另一个自己。另外我也在做诗歌翻译研究，比如我翻译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诗，主要是因为那是他和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合译的，我想探讨一下这种性质的“诗人译诗”，就译了。

　　晶报：我发现您译的这些伟大的外国诗人中，都可以找到一个生存的背景——“苦难”。诗人朵渔说，在苦难中直接书写苦难，主动承担起一个诗人的良知，在很多诗人看来会有一种滑向“非诗”的危险。您是怎么看的？

　　王家新：很多人在译介和解读俄罗斯文学和诗歌时似乎已经习惯去渲染苦难，这些诗人、作家确实经历苦难，甚至成为苦难命运的牺牲品，像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但这些诗人了不起的地方是把苦难转换成了音乐，同时他们始终维护着诗的本质要求的东西。我在翻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时，是想把她最闪光的东西翻译出来，而不是苦难表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