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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言利”的孔子很温暖

发稿时间:2014-12-17 00:00:00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郭小琲

  商帝辛(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西周封于宋,其弟微仲即位乃孔子14世祖,孔子出身没落贵族是也。

  先祖的尊贵显赫是否影响孔子的人生,现已无从说起。而成为鲁国人的孔子早没有了贵族的富与贵。孔子就曾讲:“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有如此贴近的人生况味,也就有了让我们相信孔子具有平民立场和温暖情怀的理由。

  然而孔子却“罕言利”,让人误解孔子很深。如宋儒程颐解:“计利则害义。”钱穆先生也以为,“利者,人所欲,启争端,群道之坏每由此”。李零教授说:孔子“多半是把‘利’当负面的东西讲,或是在‘义’的限定下讲”。全不管孔子为什么罕言利,也不管孔子罕言谁的利。当然,这样的诠释是有社会基础的。因为用心谋划利而损坏道义的事从古至今从未匮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作《货殖列传》,万象过眼就有了一双透视眼。孟子激情而浪漫,放言“人人皆可成尧舜”,可又不得不直面现实,“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而孔子最为坦荡,“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你我一般有追求富裕的世俗愿望。然而又是孔子,他可以大大超越自我,“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让无数后来者钦佩不已又自愧不如。

  直面人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求,现代人不喜欢“灭人欲”的决绝态度,与此态度相比,倒是孔子更务实而理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问题的对错并不在富贵贫贱,而是得之富贵或是去其贫贱的“利”是否合“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他精神的高洁给予人们舍弃不义之利的自觉清醒和坚守道德的内在力量。

  然而利会以不同的面貌在你眼前摇来晃去,让大小人为其兴奋鼓舞。孟子断言,“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荀子直言,“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孔子至圣,“见利思义”而已。利不是分水岭,而义却是定盘星。面对利的强力诱惑,做什么、怎么做,有“义”权衡就有了可以秉持的原则,所谓“可与不可之间,有义存焉”。这显然是要下些道德功夫的,起码要分得清是非黑白,辨得明公私内外。

  然而,孔子抱有更完美的理想,“君子喻于义”,让人充满期待。既有对位尊之人的道德要求,也生发对自身的道德期许。可这又是多么艰难的期待。否则何需孟子费尽口舌游说梁惠王们“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又有几位帝王能为?高祖刘邦号称明君,却也禁不住在新落成的未央宫得意洋洋诘问他的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败则害,破家亡躯;成则利,化家为国。”又岂止是李世民的内心愿望。如此我们不难明白孔子“罕言”的是谁人的利了。

  孔子罕言利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谁能说哪一次的乱与暴目的不是指向利?而谁又能说哪一次的征伐没有加重百姓的负担?孔子仁心,忧而愤怒,“苛政猛于虎”!孔子的批判丝毫不逊于后世的热血青年。

  然而,孔子没有停留于批判。面对公权与私利交织纠缠而物欲苏醒暴涨的时代,“辟土地,充府库”已势不可挡,孔子却“明知不可而为之”。一面告诫为上者,“放于利而行,多怨”。一面倡导“为政以德”,力主“仁”“义”并行。又希望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说来,孔子“罕言利”倒真深蕴温暖。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周民太疲劳了,祈求能有小小的休息。孔子也听懂了庶民百姓简单而卑微的要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休养生息就是在行天道。孔子要君子知晓此天命而敬畏之以利佑民生。“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为此,孔子激情赞美。“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富有天下却可弃之如敝履,标榜“天下为公”的大胸怀。三代之圣“居仁由义”为民生而已。

  当然“仁”者“爱人”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孔子希望有为之君力行尧舜之政。“所重民、食、丧、祭。”而民、食之重的关键在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此,“利”自然就有正当性,所谓“利者,义之和也”。如何“重民”?“克己复礼”而“养民也惠”是也。何以“重食”?“使民也义”“使民以时”是也。如此可保百姓“足食”而“养生丧死无憾也”。此外必要有国有家者“敛从其薄”“施取其厚”“用取其中”“惠而不费”,则“义”在其中。“见利思义”在孔子那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不只是激励进步的人生格言。

  《论语》记了孔子的一次愤怒,他严厉地批评为季氏扩增府库的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不能阻止上层贵族聚敛财富盘剥民利的行为本身就属不义,孔子不能容忍。孔子认为君子要“节用而爱人”。希望“上好义”,能自觉抑制过分贪求社会财富的欲望;“上好礼”,能照章行事,规范行为;“上好信”,能实实在在为百姓谋福利。

  孔子有一次到卫国去,见卫国人口繁多十分高兴,便和驾车的冉有有一段著名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又一次大大超出后辈晚生的想象。当两千多年前孔子说出让庶民百姓富起来的话时,黑暗的夜空该透出了一丝光亮,寒冷的大地也会涌出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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