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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家庭出身”分析教育公平问题

发稿时间:2012-04-25 00:00:0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熊丙奇

  寒门难出贵子,这是部分媒体在解读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一篇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该刊2012年第1期刊载的研究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显示,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增至1997年的近40%,超过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成为最大的生源来源。然而,当媒体纷纷以“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例20年来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报道点时,该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却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报告的本意是,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中国青年报4月16日)

  研究者认为舆论断章取义,但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研究者对学生的分类出了问题,以至于其得到的研究结果,令人纠结。

  根据这篇研究报告,其采取的学生分类法,其实是简单的“身份论”。截止本世纪初,我国高校在统计大学新生信息时,还要求学生填写“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其中,“家庭出身”通常要求学生填干部、军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填写这一栏目时,学生本就很纠结,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当多大的官,才可以填写“干部”,也不知道如果父母是大学教授,又是处级干部,究竟填知识分子还是填干部。后来,在新设计的学生信息登记表中,“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取消了,但一些高校还在毕业生登记表中继续保留。不少大学生在填这两个项目时,都觉得很“坑爹”的。就在去年媒体还曾报道,有高校毕业学生在填“本人成份”时,搞笑地问,是不是把自己填成碳水化合物。

  在这种情况下,还简单地用干部、工人、农民来进行学生群体研究,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比如,研究者解释道,“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虽然农民子女的比例在北大确实是减少了,但工人子女的比例在改革开放之后是稳定中有所增长的,这一点北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苏大相当明显”;“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是以前的农民子女”等等。但这些解释,并不能否认干部子女在大学中比例上升,农民子女在大学比例下降的事实。舆论也完全可能根据对“干部”这一身份的理解,进一步发挥,将其认为是“大官”,而不会去想“干部”身份的广阔含义,不去追究大官是干部,企业的管理者也是干部,有行政级别的教师、医生也可能是干部。也可以不理会“农民工”是“工人”而非“农民”的身份界定(这在当前也很有争议),依旧认为没有城镇户籍者就是农民。

  以笔者之见,带有一定政治色彩和歧视意味的“家庭出身”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再用“家庭出身”来分析大学教育的公平问题,得到的研究结果也就难以客观。相比“家庭出身”的复杂,还不如直接以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来分析更靠谱一些。当然,简单以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来分析,也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是其他研究者采取的研究方法,以户籍统计大学录取学生群体的变化——因为城镇户籍者也可能生活在社会底层,经济拮据需要救济,而一些农村户籍者完全有可能是富翁,是乡镇企业家。

  要分析我国大学的公平情况,更适合的方式是统计不同家庭收入者,在大学的分布。比如,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学生占多少、家庭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下的学生占多少,等等,并针对学生来源不同的省区进行进一步分析。这就能研究出家庭经济情况与升学的关系,由此审视当前的高考升学制度,对贫困家庭、底层家庭学生是否公平。进而采取合理的改革措施。不然,依照并不客观的研究结果,进行决策,很有可能误导改革的方向,包括推出的一些校正公平的措施,也无法真正让贫困家庭学生受惠,而会让一些拥有某种身份,可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差,甚至在当地拥有特权者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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