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一国可用资本的健康成长，是保障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现代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并呈现出更多元的形态。

　　而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以专业机构为主体，其掌握的投资资本在中国社会投融资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大。

　　因此，如果以投资机构的分布维度去观察区域经济，呈现的会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在中国，各地政府近年来也纷纷扶持自己的投资机构，也是因为投资机构的发展和壮大，往往会对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主流的投资机构包括公募、私募、信托、股权基金等。本期国家经济地理以此为对象，通过对各省市的公募、私募、信托和股权基金规模的梳理，辅助以部分历史数据，观察区域层面上的投融资能力，进而窥探区域发展的密码。

　　数据分析的结果呈现了残酷的逻辑，即在投融资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程度上，遵循的是强者恒强的规则。

　　可以看到，不论是公募基金、阳光私募基金、信托还是股权基金的分布上，前三位大多被北上广垄断，反映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确实是北京、上海和广东，其他如江苏、天津、山东和浙江等地位置稍靠后，这些省市无疑都属于国内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即东部发达地区。

　　在前五名开外，中、西部和东北有零星省市出现在单个机构总量的排行榜上，但在数量与规模上，往往与第一梯队拉开了极大的差距。譬如在阳光私募发行规模前十的省市中，上海、广东和北京发行的阳光私募均超过1000家，发行产品数量超过2000只，发行规模也都超过1000亿元，但排名后三位的新疆、山东和湖南三地，阳光私募均不超过100家，规模也没有超过100亿元。

　　更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份多维度的榜单上，有些省市甚至没有一个维度能进入前十名，比如山西、吉林、江西等，而这些省份，大多面临的经济转型压力要更大。

　　因此，如果要重新规划经济发展的版图，是否需要均衡的思维？抑或是，将资源和资本更高程度地集中，以为社会和生态留下更多的空间？

　　核心摘要

　　社会融资总量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地区的融资实力，这与当地的投资机构是直接相关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各省市社会融资总量居于前列，这与公募、信托、阳光私募、PE等机构的发展壮大有着必然的联系。

　　服务于经济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各种变化，而发展的不均衡，造成全国各省市金融机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以投融资能力而言，实际情况与人们印象中的大不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了全国各省市的公募、信托、阳光私募和股权基金的公司数量和资产管理规模（或发行规模）等数据，以这四类投资机构为入口，比较各省市的投融资竞争力。

　　数据能够反应出真相，譬如，北京才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尽管上海紧追不舍；南方的区域金融中心，除了有深厚功底的香港，深圳的体量要比广州大的多。当然，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结论，还有更多的内涵有待挖掘。

　　1.公募：深圳时间红利消退

　　公募基金在募资和投资上有着严格的规定，其发行条件比较严格，发行程序比较复杂，等级核准的时间较长，发行费用比较高，也因大多有着国营背景而在投资风格上普遍较为谨慎。2014年7月，首家民营公募九泰基金成立，公募基金自此有了民营“小伙伴”。

　　在支持上市公司融资和提高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上，公募影响甚重。

　　近年来，公募基金的投资范围也有发生着一些变化。2014年6月6日，证监会发言人邓舸曾表示，在传统二级市场以外，公募基金可以投资于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非公开发行在证券交易所转让的债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等证券衍生品以及黄金合约等商品合约。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全国各省市公募基金实力悬殊较大，公募现有“蛋糕”被八个省市瓜分。

　　数量上，上海、广东、北京公募基金家数总和为87家，占全国总家数96家的90%以上；公募资产管理规模上，则呈现出四个梯队。（见图一）

　　截至2014年底，上海、广东居于第一梯队，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均超过1.4万亿人民币（下同）。北京、天津居于第二梯队，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分别为8429.76亿元、5943.55亿元，在天津注册的公募基金仅天弘基金一家，但因众所周知的余额宝而规模膨胀至5953.55亿元，位列全国第一。重庆、福建、广西、浙江处于第三梯队，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均在250亿元以下。其他未提及的省市为第四梯队，无一家公募基金注册。

　　目前行业资管规模三强分别为天弘基金、华夏基金、工银瑞信基金。

　　从注册时间来看，深圳充分享受到早期公募基金公司获批成立的红利。不过，2013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成立的22家公募基金分散于上海、广东、北京和福建。

　　2.信托：青海发行规模居第二

　　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全国有26个省市注册了信托公司，其中接近一半都注册在北京。北京地区信托公司发行集合信托规模达到1745.39亿元（人民币，下同），远超于第五名的广东690.5亿元、第四名的上海689.5亿元。（见图二）

　　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目前国内现有信托公司国营信托公司多、民营信托公司少，呈约5：1的比例。

　　用益信托研究员廖鹤凯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国信托公司更偏向于政策性导向，信托牌照大多是央企、大国企背景，发行规模是跟着信托牌照所在地划分，因此北京较多。

　　虽然信托公司大多为国有背景，但其投资范围比较广泛，甚至可以直接投资于实体经济，能够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融资难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青海高居集合信托发行规模的全国第二名，达到870.85亿元，湖北、陕西实力也不容小觑，分别为714.68亿元、702.81亿元。黑龙江仅有一家中融信托但也名列第八名。

　　这四个省份都属于“一家独大”的情况，青海有五矿信托，因“近两年主动管理类产品做得比较多、发行面向全国”而规模增大。而湖北有方正信托、陕西有长安信托，廖鹤凯介绍，这两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都着力发展成全国性的金融机构。

　　“实际上，资本是没有界限的，江浙沪和广东（所谓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活力和资本实力是强于北京的。”廖鹤凯分析，他还指出，在民营信托中，中融信托是最有代表性且最早市场化的。

　　3.阳光私募：区域竞争最激烈

　　阳光私募以民间资金为主体，在二级市场股票投资和再融资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因其追求高收益率，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阳光私募对创业型企业的融资、估值的提升有着重要影响力。

　　与公募基金类似，阳光私募家数、私募基金发行规模也呈现出四个梯队。

　　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北京、上海、广东在阳光私募发行规模上稳居前三位，均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级别，阳光私募家数也差别不大，分别为1191、1043、1038家，平均每只阳光私募募集金额为0.39亿元、0.39亿元、0.43亿元。

　　第二梯队的省份包括江苏、浙江、天津、四川，四个省市阳光私募发行规模介于100万亿到270万亿之间，阳光私募家数介于70到200家。其中，江苏、天津、四川三省平均每家阳光私募发行规模分别为0.45亿元、0.61亿元、0.61亿元，超出了第一梯队，说明三地发行大规模的阳光私募产品较多。

　　第三梯队省份阳光私募发行规模介于10亿到88亿之间，包括西部各省市和中部的湖南、湖北，以及东北、华东等17个省市，这些省市的阳光私募家数在4-86家之间。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以87.84亿的阳光私募发行规模居于全国第八位。

　　第四梯队省份包括内蒙古、辽宁、河北、江西、海南等省份，发行规模低于10亿元。

　　2014年以来，阳光私募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作为与二级市场联系非常紧密的群体，阳光私募的产品数量、发行规模都与市场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从格上理财提供的数据来看，自2014年7月大盘反弹以来，阳光私募的各月产品发行数量也节节提升。

　　但“新增军团”仍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三大省市。格上理财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新成立了144家阳光私募公司。从私募公司的地域分布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地区仍在行业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位于以上四个地区的私募公司占所有私募公司的65%。其中，上海的阳光私募机构最多，占比27%。

　　4.股权基金：北京上海争雄

　　原本主要着眼于一级市场的股权基金（PE），以投资较早、退出时间长、追求长期投资收益为投资特点，也对创业型公司有着融资支持，但近年来受IPO政策影响极大。

　　在相关政策影响下，PE逐渐将目光投注于二级市场定增和并购，以“PE+上市公司”的模式影响着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关联也愈加深厚。

　　在PE排名上，投中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3月13日，北京地区PE管理资产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为1262.87亿美元，上海、广东PE管理资产规模分别为668.58亿美元、372.76亿美元。

　　从PE家数来看，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较全国其他省份都有一定的优势，北京为442家，上海次之，为361家，处于“第一梯队”，而广东、天津、浙江都介于200家到300家之间，为“第二梯队”成员，全国其他省市都低于100家，处于第三梯队。

　　PE管理资产规模上，超过100亿美元的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等五省市，浙江、重庆、陕西、四川、河南等省市介于30亿美元到72亿美元之间。

　　长三角内部出现差异，尽管江苏省的PE家仅为63家，但PE资管规模却达到了150.09亿美元，浙江虽然有216家PE，但资管规模仅71.6亿美元。

　　行业的佼佼者也显示出了北京和江苏省的实力。投中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全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前二十的PE机构中，北京占据了一半，包括国开金融、弘毅投资、鼎辉资本等行业“大佬”；上海有5家，分别为景林资产、世铭投资、云峰基金、旭鼎投资和凯优股权；江苏的三家为江苏高投、元禾控股和国创投，广东、陕西分别有2家、1家。
　　
　　5.投融资能力反映经济活力

　　数据显示，各省市的GDP数据与社会社会融资总量有一定的关联度。2014年全国各省市GDP榜单上，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处于前四名，而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显示，这四个省份也上榜了社会融资总量的前五名。

　　GDP榜单上的第四到六名中，河南、辽宁、湖北、上海位于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的第六到九名。

　　但也有不“吻合”的案例。譬如GDP第九名的福建社会融资总量并没有排在前十位，而社会融资规模位于全国省市中第三位的北京则并未上GDP前十榜单。这也说明投融资能力反映的，应该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活力部分。

　　从另一角度来讲，社会融资总量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地区的融资实力，这与当地的投资机构是直接相关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各省市社会融资总量居于前列，这与公募、信托、阳光私募、PE等机构的发展壮大有着必然的联系。

　　但也有一些省市，尽管在投资机构实力上有着“单项特长”，但与社会融资总量和GDP实力并不匹配，譬如集合信托产品发行规模上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七位的青海省和黑龙江省，阳光私募发行资产规模排第七名的新疆和湖南省。

　　总体来说，一个地区的社会融资总量应取决于该地区各类投资机构的综合实力。

　　6.北、上、广资源集中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投资机构看似分散，但实际上存在资源相对集中的问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四大投资机构呈现出一致的现象是，尽管注册地分散于全国各省市，但办公地基本还是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

　　以公募基金为例，96家公募基金中，仅5家基金公司的办公地址不在北京、上海和广东。

　　信托方面，廖鹤凯介绍，譬如青海的五矿信托、新疆的华融信托牌照是在当地，但总部都是设在北京，业务也是全国性的。

　　对于投资机构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廖鹤凯表示，各省的数据只是表象，注册在一个地方的投资机构对当地的经济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促进资本实力的增强和业务的扩大，更多的是结合当地融资需求，或者能够促进当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但对于西部一些省份来说，注册一家投资机构更大的作用是增加当地的税收，或者对于投资机构的股东来说可以减少赋税压力，对原有股东的权益方面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