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针对资本积累内部矛盾的危机提出资本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所谓“时间——空间‘修复’喻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从历史上看，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经济、政治、生态问题。特别地，资本追逐利润的特点和由此导致的无限积累和扩张中产生的劳动异化、劳动力萎缩再生产等问题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经济面临失衡的危险。解决经济危机，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资本修复，也需要劳动修复。劳动修复是彰显劳动者价值，消除资本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
一、劳动修复的含义
在经济学说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动者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凭借与劳动者的“自由契约”雇佣劳动者，借以无偿占有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使得其具有的货币转变为资本并实现不断的增值。货币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资本要不断地实现增值，劳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出现在市场上被资本家雇佣以从事生产活动，而劳动力商品的不间断性必然需要其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正常进行。这里，产生了劳动修复的第一层含义：劳动者生存与繁衍后代。这种修复可以称为劳动的初级修复。资本要实现不断增值，工人的生存与繁衍是前提，从而劳动的初级修复已经蕴含在资本这个概念中了。
其次，“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总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在劳动分工极为普遍和细致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普通工人必须要掌握一定的基本技能，同时资本家迫于竞争的压力和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这都会促使工人接受一定的训练以熟练工的角色投入生产。这便涉及到劳动修复的第二层含义：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可以将这种修复称之为劳动的中级修复，它一方面的确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但却使劳动者受到了更多的剥削，使劳动者真正隶属于资本，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一般而言，劳动者的生存与繁衍后代（初级修复）、劳动者的教育与培训（中级修复）可以统称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再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终将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生产资料与生产者分离的现象将消失，劳动者将重新掌握社会再生产领域，阶级对立、阶级冲突和社会分化将不复存在，劳动者将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科学、教育、文化等素质会获得极大提高，这就可能达到劳动修复的第三个层次：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可以将这种修复称为劳动的高级修复。满足和增加劳动者基本的再生产费用，提高劳动者教育和培训支出，最终促进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是劳动修复的全部要义。
二、资本主义无法真正解决劳动修复问题
要全面阐述和理解劳动修复及当代意义，就必须运用辩证的历史主义方法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修复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以来，“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消费劳动的过程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者只被看成是生产的工具，其主体性不可能被真正确立，劳动无法实现真正的修复。
1.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劳动修复的有限性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生产资料和社会再生产领域均掌握在资本手中，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人权”。“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惟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商品价值实现较为顺利的情况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一定保证，其自身的修复（初级修复甚至包括中级修复）也能正常进行。但由于资本疯狂逐利的本性，在促进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商品的大量过剩，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爆发周期性危机，危机中大量工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了劳动修复的有限性。
2.资本主义竞争和资本积累与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劳动修复的困境
激烈的竞争导致资本竞相采取先进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的剩余价值而避免被淘汰。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采用先进技术的典型表现就是机器在大工业中的广泛应用。但是，以机器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那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纪律。”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下，劳动者往往是竞争的牺牲品，劳动修复往往也是比较困难的。与资本主义竞争相伴随的就是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还是资本积累与扩张所促进的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劳动者始终被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甚至被游离出来走向贫困，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这是由资本追逐抽象财富的本性导致的，“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
劳动修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顺利实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劳动力处于萎缩再生产状态，即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低于劳动者的价值。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家用“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来研究这个现象。1933年，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论证了“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其分析不仅早于凯恩斯，而且更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利润疯狂追逐的动机以及由此导致资本所得远大于劳动所得。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劳动异化与劳动力萎缩再生产，威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致使经济面临失衡的危险。
3.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劳动修复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不同，劳动修复的特点与结果也不同。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处于“双重对立时期”，矛盾较为突出。这两个阶段，资本无论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绝对剩余价值还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工人始终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劳动修复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即使偶尔获得了中级修复那也只是在有利于资本获得价值增值的情况下。劳动修复的结果是劳动者自身贫困的积累，而与此对立的却是资本所有者财富的积累。
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处于“对立—合作时期”，劳资矛盾有所缓和。在这个阶段，包括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所产生的压力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存在，迫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的调节和干预大大加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也使得劳动者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劳动修复甚至也能够达到中级修复的程度，劳动修复的较为顺利进行甚至使得资本主义出现过发展的“黄金时期”。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没有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
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处于“对立—紧张时期”。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带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本国劳动者待遇的压力消失，误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劳动者的福利受到削减，资本的力量大大加强。尽管如此，西方福利资本主义、次级抵押贷款、超前消费、民主选举等现象的出现，让一些人产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修复会最终实现的幻想。而这一切终究还是假象，以美国为例，“2009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8，创1967年以来富人和穷人收入差距的历史记录。”斯蒂格利茨也指出，“与2009年相比，2010年美国所创造的额外收入中的93%都为最上层的1%美国人所得。”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在《21世纪的资本》中揭露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来贫富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事实而引发了一场“皮克提恐慌”。皮克提在书中指出，在所谓法制完善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依然是集中在最富的1%人手中。
三、劳动修复的当代意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伴随而来的不可克服的经济、金融、生态、伦理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迟早会被敲响。重建劳动者的主体性，消灭金融资本家和食利者阶层，最终促进劳动者的全面自由发展，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成为必然要求。
对于我国来说，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实行了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使资本主义因素得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和框架下，大量生长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加速对外开放，逐渐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我国经济逐步卷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轨道，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矛盾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依靠廉价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参与全球化，由于特定时间内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同时内需的严重不足也迟滞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过去几十年增长所造成的劳动透支与国民福利透支，采取转变的措施，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坚持劳动者的主体性。同时，以劳动修复为切入点，解决分配问题，例如公平国民税负，改变现有税收严重依赖劳动所得、生产领域成为征税重点的局面；解决社会公共产品过度市场化的问题，促使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我国在实现内部分配结构调整以促进劳动修复顺利进行的同时，还应在经济全球化下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改变严重扭曲的国际分配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