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股票分析师们纷纷推出新一年的股市行情预测，期盼“兔尾”之后是个“龙抬头”。1月30日是龙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下跌34.08点至2285.04点，跌幅高达1.5%。未见“龙抬头”，却见龙年“开门绿”。如果查看一下分析师们对股市预测的历史记录就会发现，分析师的表现并不比大猩猩高明多少。

　　美国《旧金山纪事报》曾做过大猩猩选股实验。把各种股票代码写在一块纸板上，让大猩猩向写有股票代码的纸板投镖，投中一个代码就意味着选中一只股票，用此方法让大猩猩挑选出5只股票。然后，用大猩猩挑选的股票组合与《华尔街日报》8位知名分析师精心计算分析挑选的5只股票相比较，结果是，大猩猩选的股票组合与分析师选的收益率不相上下。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安德烈亚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做了一个炒股实验。第一组学生对股票是外行，并不知道股价涨跌的内在原因，依靠极其有限的信息业余炒股。第二组学生是炒股老手，每天看“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读《华尔街日报》，研究股票分析师的股评，根据获得源源不断的股票信息专业炒股。实验结果是，第一组学生业余炒股收益是第二组学生专业炒股收益的两倍。

　　实验证明，股民获得的股市信息越多，对自己的决策越不信任，朝秦暮楚，频繁买入卖出。由于股票交易是有成本的，换手率越高，交易成本也就越大。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股民是负收益。实验还证明，股市与经济发展状况并不一定相关。有时经济增势强劲，但股市却很熊；有时经济低迷衰退，但股市却很牛。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些基金公司高薪聘请分析师，但其选股质量与让大猩猩选股相差无几，这和用投硬币的方法炒股效果相同。例如，在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9.2%的2011年，中国64家基金公司却亏损超5000亿元。

　　分析师作为一种职业，当然希望股市红火起来，这样才有“钱图”。于是，他们表面上装出对股市乐观的样子，喋喋不休地“利好”，忽悠人们入市。分析师常用的手法就是假想公司未来的收益，把这个子虚乌有的收益贴现给股票价格上，并使用所谓的“股票估值模型”来验证自己预测的“科学性”，让人看了觉得神乎其神。一个常用的股票估值模型是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迈伦·J·戈登（Myron J. Gordon）提出的：P0＝D0×（1＋g）÷（ke－g）

　　公式中的P0就是股票的评估现值，D0为最近一次支付的股利，g为预期不变的股利增长率，ke为股票投资的期望回报率。

　　根据这一模型，假定一只股票去年年底每股派息0.5元，股息的固定增长率为3%，你希望这只股票的回报率为13%，则这只股票就被估值为0.5×（1＋0.03）÷（0.13－0.03）＝5.15元。如果市价低于5.15元，就可以认为该股票的价格被低估了，此时可以买入；如持有此股票则不应卖出，应持股观望。如果市价高于5.15元，就可以认为该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此时不应买入；如持有此股票则应把股票卖出套现。

　　其实，这是一厢情愿的股票估价方法，因为这一方程式里有三个未知数，要假定两个未知数的值去求另一个未知数。未来股利增长率g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根本无法预测，连美国“房利美”、“房地美”口碑这么好的大公司一夜之间都能破产。个人心理上期望的回报率ke也因人而异，根本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确定值。但这个模型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如果不派息分红，即D0为零，则股票一文不值。

　　炒股与考试选择题一样，有A、B、C、D四个可选择项，对不会的题都选A，或都选B，或都选C，或都选D，这要比那些凭感觉在A、B、C、D四个选择项之间轮换选择正确概率要高。美国曾有人做过统计，那些“僵尸”账户股民比活跃账户股民的收益率高出10%。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Eugene Fama）通过分析几十年的股市数据提出，股市具有内在的随机性，分析师用来分析股市的各种工具和模型纯粹是胡说八道，华尔街就是一个老虎机。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BBT）校长大前研一也写道：“《华尔街日报》记者们的主要消息来源，无非是高盛公司或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分析师。但关键问题在于那些分析师和审计事务所也都在作假。他们或是操纵股市，或是不公开披露消息，以不公正的手段形成与散户的信息不对称，以此来中饱私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炒股的秘诀就在于没有秘诀。健康的股市，应把股票作为投资品，不应把股票作为投机品。股票投资，就是买入后不是通过其价格波动作为盈利模式，而是以派息分红作为获利途径，也就是长期持股。股票投机恰好相反，通过炒作使股价大起大落，低价买高价卖，频繁换手，从股票差价上获利。股市投机猖獗必然从社会吸纳过多的资金，从而使产业资本投入不足，造成商品供给相对短缺，物价上涨。为此，政府制定金融政策，应鼓励投资，限制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