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最终全面取代营业税，是未来中国间接税制改革的方向。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即以前所称的“增值税扩围改革”。新提法可防止误解。增值税改革所涉及的税收专业名词较多。由于缺乏税收专业知识，普通民众可能将“增值税扩围”误解为现行增值税征收得还不够多，还要扩大征收范围，要多收增值税，而忽略了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前提是替代原先的营业税。
相反，在国家所实行的“结构性减税”体系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当属减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增值税税率体系新添11%和6%两档税率，就是为了不增加试点行业的税收负担。第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降低的不仅仅是试点行业的税负还会降低购买试点行业服务的本来就缴纳增值税的企业的税负，因为所购买服务的增值税额可作进项抵扣。第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可以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从而降低税负。当然，由于各个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所能抵扣的进项税额有差异，但这不会改变总体税负下降的趋势。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中国税制完善的一个组成部分。现有的货物和劳务税体系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奠定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等九大服务业适用营业税制，这就形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一种特殊间接税格局。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病必须通过改征增值税才能避免。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于局部范围内物价上涨形势的抑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作用。无论是营业税，还是增值税，都属于较为容易转嫁的间接税，最终都会在物价中得到反映。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所带来的间接税税负的下降，至少会部分形成物价下降的动力。当然，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不同，改征对物价的影响程度也会有所差异。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上海先行试点，是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亟待有与现代服务业基本适应的现代税收体系；是因为上海税务征管机构的独特优势，国地税实质为一家，改征后，不会出现其他地方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争夺税源的问题，有助于改革的平稳过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大势所趋。即将进行的试点只是整个改革的第一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不是所有现行征收营业税的行业都改征增值税，因此，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试点行业与非试点行业的税负协调问题，会带来一系列只有试点才会有的地区税收协调问题，如税源有可能向上海转移的问题，再如上海周边地区同行业之间税负不公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当然，局部地区少数行业进行试点也是有优势的，因为这可以把改征增值税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从而为全面改革获取宝贵的经验支持。
上海先行试点，因其国地税一家避免了税收征管难题，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向全国推广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税源争夺问题。为此，国地税机构改革势不可挡。国地税合并显然是一个选项，但其影响面广，需要审慎对待。重新划分征管范围也是一个选择项。按照现行体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跟主要税种走，那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由于增值税是国税征管的税种，地方税务局的税源势必严重萎缩。如果从健全地方税务系统的角度出发，那么可考虑将部分增值税征管功能划给地方税务局，即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税收征管由地方税务局负责，但是这也必然带来地方税务征管系统的再造难题。未来怎么做，还应立足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改善，从节约税收征管成本着眼，改革税务征管机构，妥善处理国地税机构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改征试点提出了增值税税率多少为合适的问题。设置11%和6%的两档低税率，是保证试点行业税负不增加的需要。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担忧增值税税率体系的复杂化问题。过多的税率，必然会影响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影响正常的行业分工，带来不同企业因专业化分工程度的税负差异，甚至导致税收因转让定价盛行而流失和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此次试点只涉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如果将其他服务业也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范围，由于行业间营业税实际税负的差异，那么是否要再多设几档税率呢？如果这么做，那么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势必被破坏殆尽。显然，多设税率是死胡同。未来如何结合增值税税制的整体改革，与减税改革的大趋势配合，适当调低17%的基本税率，恐怕就是必然的选择。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还牵涉财政体制问题。上海试点方案规定将改征之后的增值税收入全部留给地方，这无疑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助于税制改革的稳步推进。但这样做的话，也让本来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增值税收入分享变得更加复杂。现行体制中，税收返还之后，增值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按75：25进行分成。而上海的试点将部分行业的增值税收入100%留给地方，这只是暂时的处理办法。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让税收分享更加规范化，而不是用打补丁的方式来解决眼前的问题，是必由之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也在呼唤全方位的财税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