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今年以来媒体关注的热点。这本来是一个长期性老大难问题,为什么现在人们如此关心这一问题呢?我以为不少人主要是拿此说事,归纳起来,不外乎有两种目的或两种动机。
一种是用来批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调控政策,它导致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提醒政府要保护民企,给民企更多的生存空间,促进其发展。另一种是想说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紧,要赶快救市,必须结构性的或全面性的放松货币政策,否则,我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
就温州等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我接受过许多媒体的采访,发现真正关注第一个问题的人较少,而更多的是关注第二个问题。大多人的基本判断是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特别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广东的一些地方,大量民企因出现金融困难而倒闲,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紧。
我非常不同意这样的判断,通过我的观察,我发现利率过低是导致民企融资困难、民企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为说明我的这一观点,我们首先要对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做一个全面分析,做不带任何目的性的纯客观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不外乎有三层原因。第一层原因是长期性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第二层原因是金融体制问题,第三层是当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
我国长期性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是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增长优先导向,而不是就业优先导向。有人说增长优先就是就业优先,我们保增长就是保就业,这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两者矛盾冲突非常大。
在重化工业阶段及增长主要是靠投资而不是消费的环境下,保增长一般是保投资,而现在的高投资增长创造的就业却较低,增长优先就是投资优先、大项目优先、大企业优先。
而就业优先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不同,保增长是“适度”的保,主要是保就业的稳定,而就业的主渠道是中小企业,是服务业,是民营企业。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更多的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民企、服务业的发展。
所以,在这种长期增长优先政策导向下,特别是在重化工业阶段,我国民企因为难以向重化工业延伸或升级,其融资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
第二个原因即金融体制问题。由于中小企业效率较低、信用不足、抗风险能力弱等原因,各国的金融机构从成本、风险、收益等考虑,都更偏向于给大型企业融资,导致中小企业融资不足。
但像日本却通过政府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加以支持,而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美国则是通过银行业的充分竞争来实现,美国有几千家银行,这些银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明显的分工,有的偏向给大企业融资,有的则偏向于为中小企业融资。同时,在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也非常多,因此,他们都较好地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而我国,则缺乏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中小企业发展在融资上有天然的劣势。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如何不予以特别的体制或政策安排,融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现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很多的商业银行,但他们与国有大企业在提供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上完全同构,没有分工。
如民生银行成立之初说主要是为中小企业开展融资服务,但他早都变了,为大客户服务才是他们的宗旨。巨大的存贷款利率差(金融过度管制的结果)和房地产融资的高回报使全国的各类银行日子非常好过。因之,无法形成金融的分工,中小企业融资主要靠民间借贷完成,正常的金融机构不愿介入。
应该从两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学日本,政府成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同时,允许民间贷款、担保机构的发展;二是通过利率市场化缩小银行业的存贷款利率差(垄断利润的来源),促进银行业的竞争。
第三层的原因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我们同意:当前中小企业十分困难是由于近期宏观经济政策引发的。但我们分析的原因与当前时下流行的观点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是金融政策过紧导致的,我们认为是金融政策扭曲导致的。
首先,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今年的金融货币政策是紧缩型的吗?相对于前两年金融货币收缩是收紧的,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收紧”并不等于金融货币政策处于“紧缩状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许多人分析这一问题时明显忽视这两者的不同。
前两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太宽松了,适当收缩是必然的选择,但收缩所达到的状态不一定是“紧缩状态”。我以为,尽管货币政策是向稳健调整,但仍属于“适度宽松”的范围。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定义呢?我可以给出一个数量标准,货币供应量(M1、M2)及贷款的增长率在15%至18%之间为适度宽松的范围,18%至25%是宽松,25%以上为极度宽松,12%至15%才是中性或稳健的货币政策,12%以下才是紧缩。
按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看,我国90%的年份都是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少采取中性以下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持续时间很短。
二是2009年(严格地说是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至2010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宽松型的,而根本不是适度宽松型的,2009年是极度宽松,M1、M2和货款的增长率均在27%以上,2010年则属于宽松型,M1、M2和贷款增长率均超过18%。
三是今年计划的M2增长达16%及贷款新增量在7-8万亿(增长也超过15%)都显示我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上并不紧,而是相对较松。而从利率方面来衡量,我们维持负利率水平达到一年以来(主要是今年),利率政策长期为负,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负值,怎么能说货币政策是“紧缩”的呢?
关键的问题就是利率政策的扭曲。正是低利率政策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异常困难。在信贷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新增贷款7至8万亿元,这一规模足够维持当下GDP增长9-10%),当利率严重偏低(货币政策调控只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有意压低存贷款利率,使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2至-3%之间,目的是为促进投资和房地产增长)时,新增的7-8亿贷款不够花。
在一个很大的负利率下,企业对资金贷款的需求被无限放大。贷款总量好比一个“池子”,由于存贷款利率过低意味着贷款将占大便宜,池子里的“水”全被大企业、国企(包括房地产商,今年以来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来源仍保持20%左右的增长,很充足,房价怎么可能跌呢)吸光,中小企业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得到一分贷款。
而在往常,由于利率接近市场均衡利率(实际利率为零或小的正值),这池水并没用完,还剩下2-3成,可供中小企业使用。即在人为把利率人压得过低(负利率值很高)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在两方面“断流”。一方面,正常贷款“水”被取光,低成本的贷款一分也得不到。
另一方面,因为少了20-30%的正常贷款渠,大量的中小企业只好将贷款需求向民间借贷转移,于是导致民间借贷成本大幅上升。在正常情况下,管方贷款利率为6-7%,民间贷款利率为15%左右,而此时,民间借贷利率却陡升到30%以上,结果,中小企业不是贷不到款,而是贷款成本过高而不敢贷、不能贷(风险太高)。
结论很清楚,升息过慢(频率小、幅度小,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应是利率调控的主要参考因素),人为地把利率压低,才是导致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放松货币政策,如增加贷款规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而降低利率、继续延续升息上升更是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