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温州老板因欠下巨额高利贷无法偿还而“跑路”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笔者曾在6月底撰文指出，春节前后资金结算高峰期，可能会出现大批企业主“跑路”。没想到在外部经济动荡、国内货币环境持续偏紧的情况下，9月以来即出现了一批私企业主消遁避债的局面。

　　在目前经济环境下，民间借贷出现了整体性的严峻危局。正如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所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理疏导，到年底跑路的老板不是一个个的，而是一批批的了。

　　高利贷如刀口舔血，为何借贷双方都铤而走险，甚至饮鸩止渴呢？可以说，我国金融资源整体性的错配、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金融抑制问题，早为各方所诟病。

　　在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让资金趴在银行账户上听任其贬值。在楼市限购、股市低迷情况下，百姓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一旦货币紧缩，资金价格飞涨，民间资金有极大的利益冲动进入高利贷市场，民间借贷是为了牟利，但同时也是使资金保值增值的合理之选。

　　对于借贷者尤其是中小企业借贷者来说，借高利贷虽然看似不理性，但委实又是迫不得已的结果。诚如有当地官员指出的，企业生存很难，不光是原材料和工人工资上涨，还面临融资难。好死不如赖活，在不能从银行借款解决融资生存问题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不但是权宜之计，有可能还是主要的融资平台。

　　不难看出，“跑路”逃债乱局，追根溯源，实际上还是体制困境造成的。

　　民间借贷的兴起，是因为自有其巨大的市场空间存在。对于近期出现的高利贷乱象，是“一刀切”似的取缔，还是进行有效的疏导和有作为的治理呢？答案显然是后者。

　　向民间资本进一步开放金融领域，打破国有金融一股独大的局面，既可以补充现有资金市场的缺失，如当下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窘境，又可以为国有金融机构引入真正的竞争者，提高金融配置效率，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合法化的。在中国香港，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在美国，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而在孟加拉，甚至有与我们“地下钱庄”类似的穷人银行。

　　而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是迫在眉睫。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只有让利率回归市场的真实情况，资金的供求关系才能寻找到真正的平衡。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乱象正是缘于国家对资金的垄断。我们应该放开民间借贷，允许高利贷才能消灭高利贷。

　　金融改革任重道远，而眼下要紧的是如何收拾民间借贷的乱摊子。民间借贷一直以来都是走在灰色地带，比如作为民间借贷居间人的担保公司，实际上都在从事违规的高利贷业务。而担保公司只是在工商登记注册即可成立，银监系统并无管辖权。此前几部委联合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办法，只是针对和银行资金担保相关的业务，对担保公司自行的委托贷款并无涉及。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携手清理整顿民间金融次序。目前，已看到浙江、河南等地出台相关防范民间借贷风险传递措施。而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形势，应在国家层面成立跨部委的清理规范民间借贷的协调机制，并给予执行部门“尚方宝剑”。稳定民间借贷双方情绪，清理债务关系，并对因现金流而陷入困境的企业进行帮助，而对非法集资并恶意转移资金的借款人坚决打击。

　　在治理过程中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谨防为了维稳，拿纳税人的钱冲销民间借贷坏账，否则将为了一时敷衍而贻患无穷。

　　中国过去几十年粗犷型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整个经济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在这个发展阶段，民营经济发展过于求大求快，有悖于整体经济的集约化发展要求，往往会加大风险。所以，中小企业精耕细作，生存发展壮大的几率大于盲目扩张，这也是身在民间借贷漩涡里面的中小企业需要汲取的教训和经验。（作者系本报市场编辑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