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9月7日《新京报》报道，在央行不断缩紧银根的宏观背景下，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截至8月31日，64家上市公司的170亿委托贷款大多流向了中小制造企业。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慢慢越拉越长，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从而发生所谓“中国式次贷危机”，不是没有可能的。

　　民间借贷在局部区域，也确实闹腾出一些“烂尾事件”。前不久央视就报道江苏泗洪民间借贷崩盘，不少人血本无归。民间借贷之所以活跃，表面原因归结于当前银根紧缩政策，外加通胀形势严峻，中小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这些需求给予了民间借贷迅速长大的空间，成为“江湖救急”唯一可以仰仗的渠道。但这也只是表象，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前两年的货币超发加剧了通胀速度，进入民间领域的资本成了难收的“覆水”。也就是说，今天民间借贷乱局的出现，正是货币超发“后遗症”的集中迸发。

　　不妨做个对比。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去年前三季度货币超发曾接近42.7万亿元，而当年全国居民储蓄也高增至30万亿元。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增加体现在账面数据上非常明显，而物价上涨中购买力却没有获得明显提升。这里需要说清一个问题，那就是货币超发后数次收紧的货币政策对于后期民间借贷“高烧”产生了放大加速的作用，助推传销式债务的生成。从南到北，从发达城市到不发达城市，织就了一条疯狂的债务链条，并通过高额利息的杠杆撬动、放大，成为埋在经济领域的一枚“地雷”，一旦债务违约在链条的某一处短路，这枚“地雷”被踩响就只是迟早的事。

　　民间借贷变成高利贷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债务违约的风险迅速放大。民间借贷不单是个人之间的贷款，更有中小借贷公司把众多个人的钱以高额回报许诺圈在一起放贷，这种行为因为高出银行利率4倍便不受法律保护，因而，也就更容易酝酿出大规模资金的毁约行为，最终形成像泗洪那样的“经济灾难”。据调查，近期甚至出现100%的高额年息，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资金成本压力可见一斑。

　　民间借贷的威力在于杠杆效应，用100元可以撬动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借贷风险，如果控制不好，最终在杠杆效应无限放大时，中小企业在倒闭中便会形成全面性的行业危机。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就是银行贷款产生的债务被无限放大造成的，我国的银行抗风险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都比较强，但民间借贷会不会在银行缩手后变成这个杠杆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而引发“中国式次贷危机”，实在值得警惕。

　　对于境外热钱蜂拥而入，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资金池”办法，把这些热钱引导至资金池中，就可以避免热钱冲击整个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但是，对于有着高额回报承诺的民间借贷，该修个什么样的池子吸纳？至少，目前还不见有效的办法。民间借贷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而民间高利放贷在法律上如何界定，是一个值得从立法上思考的问题。眼下，民间高利借贷行为本身并没有相应法律的约束条款，个人与企业间存在高利借贷行为，只要不是非法集资，其行为本身就难以定罪。换言之，要真正解决民间高利借贷问题，首先必须从法律角度加以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