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少曾经“去工业化”的欧美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需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黄群慧对本报记者分析，“201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也是基于这样的共识。”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十大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并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发布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工业规划《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

　　黄群慧认为，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上述规划更多限于从产业战略层面来认识工业发展问题，还未上升到从基本国情高度和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工业发展问题。

　　近日，中国社科院完成了一项题为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的课题报告，该课题组提出我国“已是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的基本国情判断，并就如何建设工业强国，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黄群慧是该课题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基本经济国情已是工业大国

　　《21世纪》：你们所做的课题，对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有怎样的基本判断？

　　黄群慧：我们认为，中国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

　　从经济现代化进程看，我们研究发现，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由人均GDP、三产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商品增加值比重、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占比等综合指标构成的一个评价方法）为50，这表明中国刚刚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工业大国国情与该阶段相匹配。这意味着，总体上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发展成为工业大国。

　　但是，从发展质量看，我国还不是一个工业经济强国。具体来说，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技术储备，关键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投入少，技术进步体制存在问题；工业结构亟待升级，加工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低，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还缺少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世界性著名品牌的大型跨国公司。

　　这些问题综合体现在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据我们测算，2005年前后我国工业现代化综合指数（由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技术先进性指标、产业组织合理化指标、国际化水平指标、信息化水平指标、可持续发展水平指标构成的一个综合评价工业发展质量的指数）只有4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工业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国际先进水平的40％，我国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还任重而道远，我国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强国。

　　《21世纪》：基于这样的国情，我们是否制定了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国家战略？

　　黄群慧：2000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的主题就是“中国新世纪（002280）战略——从工业大国走向工业强国”，如果以此作为理论界正式提出工业强国战略的概念，那么到现在中国的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进程已经推进了12年。但是，在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设

　　计的实践层面，专门的工业强国国家战略一直并没有正式提出。

　　2011年12月3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05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把整个工业作为规划对象的规划，但是该规划立足接续“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立足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是一个阶段性规划，而不是针对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没有具体提出我国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时间和步骤，也不是一个长期规划。

　　因此，我们建议，我们应当尽快制定一个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内容包括使命、环境和条件分析、目标及其分解、实现时间和步骤、具体任务、所需条件、推进措施等，其中重点任务有三项，一是建立现代的产业体系，二是建立先进的技术创新体系，三是建立高效的管理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是三产协调的关键

　　《21世纪》：那么具体而言，如何通过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从而建立我国的现代产业体系呢？

　　黄群慧：2010年中国三次产业比例分别为10.2％，46.9％，43％，第一产业占有相当的比例，现代化水平较低；二次产业比例较高，工业中重工业所占比“十一五”期间一直在70％以上，工业结构重型化凸显，还没有完成从资本密集向技术密集转型；同时，服务业比例较低，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还比较落后。

　　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关键取决于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另一方面，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的根本目标也在于促进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刚颁布的《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就意义十分重大。

　　从工业强国建设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有所转变。第一产业的战略使命主要体现在对工业发展的技术需求方面和市场贡献方面，也就是要通过给农业以资金支持，大力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三农”对工业技术和产品的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工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战略使命和发展定位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使其成为吸收富余劳动力主要渠道，既要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要承担由于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改善而产生的工业富余劳动力问题，二是通过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服务化，推进我国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并进一步为我国由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奠定基础。

　　《21世纪》：在推动工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你提到要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此该如何理解？具体有哪些建议？

　　黄群慧：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关键，我们必须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作为真正的战略性产业来大力发展。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企业层面看，产前的市场和定位调研服务等，研发中的设计服务、创意服务、模具服务等，生产中的工程技术服务、设备租赁服务等，营销中的物流服务、网络品牌服务、出口服务等，都具有增强产品差别化和区分竞争对手的作用，从而强化企业的定价能力和控制市场能力。同时运输、电信、商业、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的重要“中间投入”，如英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为16.71％，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1.67％提高了10倍。

　　为了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我国要从体制机制改革、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产业组织方式创新、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入手采取综合配套措施。

　　在产业组织方式创新方面，积极推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引导和鼓励部分制造企业向服务化方向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向产业链的两端拓展。具体而言，要强化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推进研发、设计、营销、物流和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外部化发展和专业化发展，提高企业专业化程度和运作效率，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另外，从产业政策上，还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集聚化、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方面，一方面要提高我国服务外包企业与国外高端服务供应商的合资合作水平，促进我国服务业的技术引进和管理创新，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有序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落户我国。

　　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缺陷

　　《21世纪》：您提到工业强国战略的另外一个任务是建立先进的科技创新体系，那么您认为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黄群慧：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整体上还没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尤其是核心技术自主性很差。

　　从研发投入看，2008年OECD国家平均研发强度为2.33，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研发强度分别为2.89、2.64和3.42，我国只有1.54，到2010年也只达到1.71；从关键技术自给率看，中国的纺织机械、高端机床、高速胶印机、集成芯片制造设备和光纤设备制造设备产品进口分别达到70％、75％、75％、85％和100％；从专利看，2010年我国申请的国际PCT专利12337件，仅相当于美国的1/4、日本的1/3。2004到2006年，美国、日本、德国分别掌握了纳米技术领域的43％、17％和10％的专利，占到全部专利的70％，而中国在纳米技术领域掌握的专利微乎其微。

　　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创新主体缺失集中反映为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它为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供基础技术平台。由于共性技术在经济上表现为公共产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从国外经验看，政府、行业协会和同业联盟是从事共性技术开发的主要力量，而企业只是共性技术的使用者。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导致了我国企业技术学习难度加大，技术开发成本大幅度提高，延缓了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进程。

　　《21世纪》：那么，应当如何改善我们的技术创新体系？

　　黄群慧：首先，应当加快三类共性技术平台建设。这三类技术分别是：一是战略共性技术。战略共性技术处于竞争前阶段的，具有广泛应用领域和前景的，有可能在一个或多个行业中得以广泛应用的技术领域，如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所形成的技术。二是关键共性技术。这是关系到某一行业技术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技术。三是基础共性技术，这能够为某一领域技术发展或竞争技术开发作支撑的，例如测量、测试和标准等技术。

　　具体而言，在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建设上，一方面要发挥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积极介入共性技术的扩散及其转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技术中介，为共性技术的扩散与推广发挥作用。另外，还要促进共性技术在不同层次上的共享。

　　再者，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一定要避免产、学、研在创新功能上的混淆。要改变大学和政府兴办的科研机构的科研立项制度，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力度，逐步转变大学和科研机构过多承担企业委托课题的状况。

　　《21世纪》：现有的管理体制还有许多方面不适应工业强国战略要求。对此，您认为在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黄群慧：现在，我国形成了一个与工业大国相适应的管理体制，这个体制重视工业数量扩张，而忽视工业质量提升，但这个体制不适应工业强国战略。目前，工业领域的发展受到发改委、工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科技部门、经贸部门、土地部门和城建部门等多头管理，需要建立一个多部门统一协调的工业强国战略实施的管理体制。

　　我们必须看到，工业体制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还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财政金融政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坚持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