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主要是指政策法律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部门和官员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民营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完善，经济能否实现健康持续发展。当前调整政企关系仍然是发展民营企业的瓶颈。

　　一．调整政企关系的政府视角：从文件（政策）治理到规则治理

　　中国民营经济整体上从创业萌芽阶段到成长成熟阶段时，它的发展对环境的要求会更高，所以，从文件（政策）推动到规则保障，是民营经济健康壮大、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政策也是规则，但它大部分时间只能属于临时性规则，政策的临时性应急性反映了政策的不稳定性，几十年来的文件（政策）治国已经得到了明证。因此，这里讲的规则是指更稳定更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1．坚持政府的公共性。政企关系是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最为敏感的部位，如何理解政企关系，基本上就相当于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从政府角度调适政企关系，必须要坚持政府的公共性，那就是政府管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在决策中政府与企业互动，平等协商，增强对企业的服务性，政府的决策必须是为企业提供保障，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理顺关系，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2．法律是规范政企关系的保障。第一，文件治理与规则的易变性。 “红头文件”的大量存在并非毫无理由，它至少可以缓解法律供给和法律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为制定相关法律奠定了实践基础。同时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上级的规定往往抽象、概括，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的“红头文件”往往能厘清概念，有利于上级文件“落地”。但是，文件治理的突出表现就是造成政策短期化，这对民营企业具有重要影响，民营企业担心由于政策变化导致规则突然变化，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做出长期规划，于是只有着眼于抓住短期发展机遇。而长期坚持机遇导向往往变成机会主义，使企业在无战略的情况下“漫游”，难以健康成长。从文件治理转向规则治理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从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只要致力于规范的努力，大量看似动态的无序的杂乱的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坚持以规则规范梳理从而进行经济与社会管理，通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是可以达到有序化规范化的。其二，文件治理的特点是照顾例外。如果管理者过度重视例外，始终把照顾例外作为对规范管理的补充，以为规范运行就无法治理或照应例外，那么就很难坚持规范运作，长期网开一面的思路，导致对规范运行的损害，从而会把正常当例外。其三，管理者只有以无私的精神才能达到规范管理的目的，也就是管理者必须有“遵循规则，哪怕伤害自己”的理念，才能达到管理境界的升华。第二，建设规则社会，才能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其一，在坚持宪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完善法规，提高立法的准确性、稳定性、规范性，规则社会人们可以根据预期安排行为。可是，20多年来，民营企业家一直在与中国社会比赛进化的速度，成本很昂贵，立法的不明确不严格，导致了理解和运用的随意性，这是非常危险的。国家的急剧转型，很多问题超浓缩，突破了正常发展的规律，所以要付出一些按规律办事不必付出的代价。其二，对已经建立的基本秩序必须致力保卫和遵守。再大胆的改革，再勇猛的行为，也必须止步于法律秩序。置宪法法律于不顾，进行运动式的治理，不可能是良治，抛开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是科学发展。所以政府为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就是提供规则减少干扰，形象的表述是油水关系即政府漂在上面，而不要水乳交融。如何确保党政机关规范行为，维护良好的政企关系，政府应该处于主动一方。

　　3．对现行政策规定必须执行到位。2005年2月国务院曾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5月13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政策没有被很好的执行，其难以执行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以下几点：一项政策的执行效果，可能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方向问题、方案问题、方法问题。从方向方面来说，多年来，“规范”与“发展”这对矛盾总不能“对立统一”，总是一讲规范，就影响发展。而且，政策何时从严，何时从宽，谁都说不清楚。另一方面，一些部门有时有心理障碍，为民企服务怕踩到雷区，放开的担忧与问责的风险使得某些部门与官员没有什么积极性。从方案方面来说，要帮助民营企业突破种种瓶颈，不能仅靠一纸公文打开局面，更关键的是要变“政策推动”为“部门推动”，让相关各方拿出更具操作性的具体举措来，并且制订出量化指标，便于监督和考核，不能变成领导激动，企业感动，部门不动，上级政策“很好”，下级执行“好狠”。从方法方面来说，民营企业到底需要什么？只有摸准了他们的需求，政策才能对症下药。从现实运行看，非禁即入也就是凡是没有禁入的领域，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不如明文规定哪些领域不准进入，其他一律开放，其实，民营企业需要扶持，更需要公平，丧失公平的扶持意义不大。所以，必须从战略的高度端正政策执行动机，从战术的角度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从公正公平的立场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

　　二．调整政企关系的民企立场：要从“野蛮”生长到做模范公民

　　1．企业要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何当好公民。民营企业的发展，按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的说法，属于“野蛮”生长。它的孕育壮大，一开始是自发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原生态不规则，一个事物处于幼小和微弱阶段，这是正常现象，但当单个企业成长壮大的时候，它必须逐步走上正轨。当成千上万个企业孕育诞生的时候，企业本身和社会都需要一个好的生态，好的社会生态会使企业优生，企业优生又使社会生态优良，如此循环，好的生态中生下来的企业畸形的少，感染病毒的少，商业生态也就会越来越健康。当优生企业成长为大企业时，要象公众人物和明星那样成为模范公民。民营企业在处理政企关系时，必须认识到，和谐的政府关系的形成是企业长期努力的结果，企业要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何当好公民，想政府所想，满足政府各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知道行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企业长年累月地浸淫在一个行业里面，有时候了解到的市场信息甚至比政府更加深入，如果能给政府一个有关行业发展的良好建议，有助于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政府及其官员心存感激。在处理政府关系时，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做法，往往是能把国家和政府的政策与需要内化为企业战略或业务规划。当企业利益与政府利益一致、价值观一致时，企业可以获得低成本高效益的结果。

　　2．民营企业家在处理政企关系中的政治智慧。对政企业关系的解读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只是一种生存法则，这就是不规则环境中的规则。改革开放以来，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处理政企关系方面都有独特的表现。据《南方周末》报道，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这些年来坚守的行为准则是守住本分，他最常提到的两个词是“规范”和“透明”。2004年，国内风光无限的德隆系轰然倾倒，面对着“德隆第二”的质疑和猜度，他主动邀请权威机构对他的企业进行“体检”，并把“体检表”交给银行和监管部门。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的政治智慧就是能够站在政府角度思考民生，站在社会角度思考企业，有效地将企业发展与社会需求有效融合。同时他凭着“不行贿”理念力保万科在复杂的政商环境中稳稳地发展着。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2011年11月宣布正式退休，网络舆论评价这位风云人物是政治企业家，他的持续成功源于其出色的政治觉悟，他擅长于理清政治脉络、开发政治资源，总能及时将国家政策化为企业战略。在处理政企关系失败的民营企业家中，大多是与政府关系不睦和违反政府规则。原国美集团主席黄光裕每当有重要政策出来，总是要求下属第一时间研究，不过，他们研究的是政策漏洞。黄光裕既没有与政府建立产权捆绑的利益同盟关系，也没有在思想深处梳理清楚是否与政府的价值观相抵触，踏着政策与法律的边缘前行，处处都想打擦边球的想法，成就了黄光裕的企业帝国，最终也被这种模式所终结。

　　纵览民营企业政企关系，无论是企业和企业家，都只能在问题中成长，在明白问题中成功，中国民营企业家必须懂得如何在不规范的环境下做规范的事，必须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在《董事会：跨越历史的河流》一书中指出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企业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结成私党、谋取私利；而企业家的精神实际上是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很难，但如果不成功就更难。要克服政企关系的瓶颈，必须把握好三条原则：第一，有肚量容忍暂时不能改变的事，第二，有勇气改变可能改变的事，第三，有智慧区分两者之间。这其中最难的是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