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后，“向钱葱”闪亮登场。今年以来，很多地区大葱市场零售价涨到了每斤5元，京穗等地10元仅能买2根大葱，涨价后，大葱的风头甚至盖过了肉禽。

　　根据《国际金融报》3月19日的报道，北京蔬菜批发市场的大葱批发价格达到了每斤４元以上，而去年同期，每斤才合几分钱。新华网3月19日也报道，太原市河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大葱零售价从春节期间的1元多一斤涨到现在的4元一斤，不到两个月翻了两番。

　　笔者2011年4月25日发了《如何维护农民利益》一文，当时山东农民大葱五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有的论亩卖，一亩300元。不到一年，大葱价格火箭般蹿升上来。不只是大葱，这几年不少农产品价格犹如过山车，频繁地上蹿下跳，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

　　其一是产量的变化。农产品大多属于日常生活必需品，缺乏弹性，即消费量受价格影响较小，并不因为价格上涨就不消费或少消费，也不因为价格下跌就多消费。如果某种产品产量减少，需求大于供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就会把价格调高。

　　种植面积、天气以及病虫害都会影响到农产品的产量，而能以人的意志决定产量的就是种植面积。中国农业缺乏合作组织，政府提供的信息服务有限，农民仅凭市场价格变化决定种植面积，这是导致农产品价格忽高忽低波浪式弹跳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还以大葱为例，2009年，大葱行情很好，一斤能卖到2元钱，这就刺激了农民种植大葱的欲望，2010年大葱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产量激增导致当年大葱价格暴跌。由于去年大葱价格过低，很多农户因种大葱倾家荡产，农民“谈葱色变”，退出了大葱种植，今年种植面积锐减，产量急剧下跌又导致大葱价格暴涨。新华社3月18日的报道证实，山东大葱主产地章丘等今年的大葱种植面积较去年减少了50%。

　　第二个因素就是成本因素。包括生产环节成本和运输、批发、零售环节成本。如果农业生产资料涨价，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必然就要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农产品价格过低，不足以弥补其生产成本，农民也必然会放弃某些作物的种植，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此外，由于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体，任何产品在生产和流转过程中，都不断加入增值税、营业税等名目繁多的税，而这些税都要摊到价格里，最终由消费者承担，不科学的税制也增加了成本。中国必须尽快进行税制改革，把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改为以直接税为主体。

　　除此以外，炒作是农产品价格波动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市场经济下，货币资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哪里有利润，它就流向哪里。如果商人大量收购农产品，囤货沽价，就会把这种产品的价格抬高。

　　为了消除以上三种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负面影响，政府必须进行干预。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不能禁止买卖行为，但可以立法限制炒作。如果蔬菜的收购价和批发价相差悬殊，可以征收暴利税，菜商即使把价格抬高，由此产生的利润都要纳税，也就没有了哄抬物价的意愿，这有利于物价的稳定。

　　针对生产资料涨价，政府要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尤其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保证农民种田有足够高的收益同时，防止农产品价格过高，增加城镇居民负担。

　　世界很多国家的农业补贴占财政开支的很大份额。目前欧盟的农业补贴开支占欧盟预算总额的48%，1984年曾达到71%。2010年，欧盟农业发展项目支出570亿欧元，其中390亿欧元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为了引导农作物的合理种植规模，农业部应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和发布机制，每周定期发布全国及各地区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包括当前面积和历史面积），同时发布价格变动情况，为农民决策种植规模提供权威性的数据参考。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建立和完善价格保护机制，扩大农产品的储备能力。我国在2010年才推出蔬菜储备制度，目前仅在部分城市施行，储备能力有限，只能确保5-7天消费量的动态库存，而且多为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土豆等便于储存的蔬菜。

    欧美等国家都有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由议会确定每年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和补贴标准，如果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政府立即启动价格保护机制。当价格下跌过快时，政府大量收购该农产品储存，拉升价格；当价格上涨过快时，政府再把储备的农产品投入市场，加大供给量，促使价格回落。有的国家则把差价直接补贴给农民，例如，美国2004-2007年小麦最低保护价为每蒲式耳3.92美元，如果市场价格是每蒲式耳3.50美元，政府先补贴差价42美分到最低保护价，然后再补贴52美分，即每销售一蒲式耳小麦获得补贴94美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一直是“抽农补工”。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坦言“政府欠农民很多”，现在是政府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时候了，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缩小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维护农产品价格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