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其突出表现是经常账户收支，特别是商品贸易收支的严重失衡。失衡的主要背景是国际间产业转移导致的贸易流向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由于失衡各方近期内均难以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未来国际贸易失衡可能将呈常态化特征。如何在这一背景下，把握好国际经济变化的脉络，从自身平衡出发，调整相应政策措施是协调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关键所在。
一、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产业结构引发的贸易流向变化，以及主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产业逐级转移是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进一步加强，这一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变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将本国生产产品对外出口，为让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和使用，并形成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其具体形式表现为一些生产企业的跨国外包的发展与全球供应链延长。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这种产业转移带来贸易流向的显著变化，由海外企业投资或外包、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完成的制成品大量返销发达国家，由此引发贸易逆差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导致某些发达国家从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从而导致“贸易失衡”和国际收支持续恶化。
（二）贸易“内涵”变化是重要原因。20世纪末期以来，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产业转移潮的不断出现，产业内贸易替代产业间贸易，并已占据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期间，跨国公司通过技术研发、关键零部件制造、生产及等诸多环节获得并转移了商品生产的大部分利润，而把商品贸易的规模和数量留在投资东道国。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贸易顺逆差的内涵和经济意义随之发生了改变，以国界划分的贸易顺逆差已不再真实地反映各国间贸易平衡状况，更不能准确地衡量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统计表明，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加速与美国经济失衡加剧的时间几乎同步。在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进出口与顺差，中国的实际进出口与贸易顺差将减少一半以上。同样，美国现行贸易逆差的最大制造者主要源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三）一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一个原因。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大量外海转移之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第三产业，因而需要持续刺激国民消费。因此，许多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国内消费膨胀，进而引发对外贸易严重失衡。例如，美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贸易逆差国，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过度消费。近年来，政府大规模减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等都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小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出于反恐和刺激经济不断扩大公共开支，导致联邦政府财政在２００２财政年度由盈余变成赤字并延续至今。二是个人储蓄率不断下降。从２００５年起，个人储蓄率开始降至负数，到2010年１１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已连续第２０个月处于负数。三是出口设限。美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需求巨大的本国市场的同时，却以安全战略为由，对高技术向新兴市场出口设置重重障碍，使得外贸状况雪上加霜。
二、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近期均难做出根本性政策调整，因而国家间经济关系失衡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常态
（一）全球经济不平衡是“总体动态平衡”中的永恒现象。在经济全球化与生产国际化大背景下，商品与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因此，世界经济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国际商品市场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连续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黑字，必然表现为另一些国家出现赤字。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一些国家出现资本盈余，自然会流向那些资本相对不足的国家，使其成为资本项目的逆差国。这样，经常项目下的不平衡通过与资本项目下的不平衡实行对冲，进而实现双方动态平衡。展望未来，只要全球化大趋势不变，全球经济不平衡必将继续呈现常态化趋势。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缺乏共同治理的政治意愿。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背景之一，就是全球经济发展过度失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要复苏，就必须在再平衡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国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开发，找到新的增长点；必须在消费和储蓄两个领域实行新的突破。这些均需世界各国的协调推动，尽快形成共识，采取协调政策。具体说，美应切实提高私人部门储蓄率、避免财政赤字继续恶化、促进高科技革命、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中国应迅速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失衡、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速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遗憾的是，目前各国在此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发达国家仍旧依照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重振经济，导致主权债务风险大幅上升，经济复苏陷入迟滞。
（三）一些国家已把保有赤字作为本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这里最为突出的是美国。1972年，布雷顿体系终结，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基础的新国际金融体制建立，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这样，伴随着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所发生的贸易赤字或贸易盈余，就演化成为一种美元债务或美国国库券的积累。长期以来，美则通过各种手段操控美元汇率和利率，维持本国经济发展，以便不断利用贸易不平衡和贸易赤字，吸取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优质商品和贸易盈余，从而推动本国经济的良性运转。这种发展思路已逐渐成为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
（四）顺差国难以承担“失衡”调整的责任与后果。新兴市场是以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目前已形成了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压抑国内消费，导致国内高储蓄率和出现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并使这些国家致力于扩大出口，从而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和大量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相关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全过程。这些国家往往以购买美国政府券债的方式向美回流美元，美券债资产已成为它们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希望维持美元保持强势地位，不愿将本国货币大幅升值或美元大幅贬值。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在调整汇率上缺乏合作与协调，任何国家都不会率先升值本国货币。
（五）汇率变动对恢复经济平衡影响有限。20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宣布美元贬值，其他四国货币升值。但是，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增。本轮美元贬值始于2002年，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随美元贬值而增加，由2002年的4，613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881亿美元，占GDP比重由4.4%升到6%。[1]上述说明，汇率政策对国际贸易失衡的调节作用有限。全球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投资与储蓄分布不均的结果，是世界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突出表现。各国调整现行宏观经济政策与加强国际协调是关键。例如美国须解决储蓄不足和消费过度问题；日本和德国必须刺激国内需求；亚洲发展中经济体需要更灵活的货币政策；石油输出国需要增加投资与消费，并使石油美元有序回流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国也应在增长模式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全球经济失衡容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引发冲突和矛盾。首先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加剧各国之间尤其是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处理不好还会导致摩擦双方的贸易战。二是对冲击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由于利率水平在失衡的两极间存在可观的差异，为资本频繁地跨境流动提供了刺激，从而容易对各国经济运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第三，各国间贸易差额和巨大息差的长期存在，以及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使得汇率问题成为经常性争执的焦点。在这种争执中，由于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话语权的优势，经常把调整汇率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二）全球经济失衡也已经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中美贸易顺差是中国整体贸易顺差的主要组成部分。据海关总署统计，2011年，中美贸易额为4466.4亿美元，其中顺差是2023.7亿美元。中美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中国只有与美国保持贸易顺差才能实现总体上的贸易平衡。因此中美贸易特别容易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对象，过去几点的实践证明，不论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双边场合还是在以G20为中心的多边场合，美国均把贸易摩擦对手指向中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和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经常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着重点。第二是对储备资产的影响。由于美元贬值，对于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来说，势必遭受一定的价值损失。同时，外汇储备大幅度地转换持币结构又会加速美元的贬值。因而对于储备资产的处理已是中国维持宏观稳定的一种必然的代价。第三是对人民币的影响。美元汇率波动和阶段性贬值仍然会成为调整过程中的主要特征。
四、世界经济失衡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中国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切实努力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是重要一方，来自逆差国的压力很大，对此中国应从长计议，在对外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之外，必须从本国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方面采取适当对策，以维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
（一）加快调整增长模式，适当降低出口依赖。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利用自身的劳动力优势将出口作为主要赶超战略都产生了重要成果。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当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尽头时，就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进行经济转型，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国内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上来。一是要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大势，主动调整中国的产生结构，二是要积极转变消费方式。坚定地立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促使经济增长由外向内的协调与转变，增加进口，减缓出口增幅，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依据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许可，有计划地提高收入水平，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国民扩大消费提供必要条件。
（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要坚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引导科研人员面向市场技术创新，加快产学研结合，使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研发和应用紧密结合，大力推进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和高效率化。特别注意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广泛推广和应用，促进传统产业的整体升级。大力发展一、三次产业对外贸易，改变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局面，使我出口产品结构在质、量方面都得到改善；创造条件增加服务贸易出口，不断提高其在我对外贸易中的份额。同时，优化我国际贸易市场结构，稳定对美出口，努力开拓新兴市场，逐步降低对美一国贸易比重，分散贸易风险。
（三）适当调整外资外贸政策，促进外贸平衡发展。深入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支持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出口，继续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着力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也要积极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进一步加强海外投资、工程承包与外贸的互动。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以政策和经济手段鼓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扩大海外直接投资，通过建立海外的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既扩大国内的设备和产品出口，也增加国内紧缺的矿能资源产品进口。有效减少出口压力，为实现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创造条件。
（四）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加速金融改革步伐。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世界“关键货币”的霸权体系。美国在世界的均衡汇率水平过程中，实际上承担着他国无法比拟的。当美国选择强势美元时，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得贬值；反之，当美国决定选择弱势美元时，其他国家货币都得升值。因此，当一国在选择其本币的汇率时，与其说是在与市场力量博弈，还不如说它是在与美国进行博弈。但人民币过度升值必将造成中国就业压力加大，所以中国一方面要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同时，也应该看到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间不匹配的一面，这将制约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的增长。中国应该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加快培育流动性强、效率高的金融市场。
（五）强化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沟通，协调相互经济政策。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均是我主要贸易伙伴，我应充分利用双边经济战略对话会议或战略对话等渠道，定期通报双边贸易中出现的问题和潜在风险，协调双边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满足贸易双方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促进对方平等开放投资市场，放开高新技术对华出口限制，为中方扩大进口，缩小对外贸易顺差提供市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