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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文人刻一本书要有什么样的朋友圈

发稿时间:2016-10-09 13:16:08

  明人刻书,遭诟病的不少,“鲁莽灭裂”,随意增删,假托借名,被指种种劣迹。但一切评价都有参照物,对明刻本的评价,往往是将之与宋刻本比,或与后来的精刻、精校本比。如果我们把日常所用的器物,拿去与作为古董的瓷器比,那当然不值一提。其实除去清代的一些精刻、精校本,我们去古籍部随意借一些书看的话,明刻本普遍比清刻本精良。明刻本半页多为八行、九行或十行,每行十八、十九或二十字。行距、天头,都显得宽敞。入清后的本子,行数增多,每行字数也增多,笔者曾经眼过一个清刻本,竟密至一行四十二字。一眼望去,行与行、字与字之间,清刻本比明刻本都要挤一些,纸墨一般也以明刻本为佳。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根据前人的诗作及亲历的考察,对比古今馆舍、城郭及街道的不同。唐时的驿站,除馆舍外尚有池、林、竹等,有的池中还备有小舟,是园林式的美丽驿站。而明代的驿站,只是几堵墙的屋子而已,仿佛仆隶所居。又发现那些建在唐代城郭旧址上的州治,城郭宽广,街道平直,宋以后开始,则每况愈下,越近代的建筑,就越狭陋(《日知录》卷十二)。这种观察,与一般的进化论、社会发展论认识有所不同。顾炎武的总结是:“人情之苟且,十倍于前代矣。”这是态度问题,心思苟且,就不会有好的创造。书本其实也一样,并不一定后出转精,关键在于是否“人情苟且”。

  由于版刻印刷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明人好刻书”的事实,也有了家刻本的流行。家刻本并非为了营利,大多校刊精细,纸墨精良,比坊刻本要好得多。但用今天的项目标准来衡量的话,家刻本大多用来刊刻流布自己的文集,恐怕在“立项意义及科研目的”这一点上,还有可斟酌之处。当然,笔者在此介绍的赵用贤家刻本《韩非子》,却绝对是一个有态度、不苟且,还颇具“立项意义”的好本子。

  赵用贤(1535-1596)在贯穿万历时期的政治争论(党争)中,始终处于暴风眼的中心。他于隆庆五年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万历五年时,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上疏极谏,与艾穆、沈思孝、吴中行、邹元标等一起被廷杖。五人被称“五君子”,一时名满天下。《韩非子》刻于万历十年,当时是与《管子》合刻的。上海图书馆即收藏有赵用贤本《韩非子》,已经转化为电子善本,很容易就可以查阅。看看这个鉴藏印累累、字大行宽、颇有宋本仪态的善本,还是蛮享受的。

  值得注意的是赵用贤自作的《韩非子书叙》。叙里说:“予读韩非子书,盖喟然而叹曰,世道之趋于权谲也,君臣之间相御以智,而相倾夺以捭阖抵巇之说也,其至秦而极乎?”(《松石斋集》卷八)《韩非子》里的权谲计谋,被拿来论说、举例,都不鲜见。但将之比况于君臣之间,似乎发前人所未发。朱元璋立国之初,实施道德纯洁主义的严刑峻法,以致有“剥皮实草”的酷刑。至于廷杖,更是随意就有。

  我们对历史的看法,不留神就会用了逆推思维,觉得朱元璋之暴,应该是有目共睹,当时人敢怒不敢言而已。但这种逆推法,却不一定牢靠。翻开明人文集,即使到赵用贤他们的万历时期,“我高皇帝英明神武,扫荡胡氛,一统区宇”的崇拜语辞,还比比皆是。即使我们说这不一定出于真心,但至少人家还自觉维持这种宣传。

  明代“廷杖”之刑的恶劣,到王夫之那里,才被毫无隐讳地批评:“北寺之狱,廷杖之辱,死诤之臣弗能避焉,忠也。免于狱,不死于杖,沾沾然自以为荣,而他日复端笏垂绅于堂陛,是亦不可以已乎?如邹尔瞻之复为九卿,于亏体辱亲之罪奚避焉?……夷风渐染,君臣道丧,斯则贾生所宜痛哭者也。”(《读通鉴论·后世戮辱大臣》)

  王夫之用“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老训诫,激烈地批评明代剥夺士人尊严的“廷杖”之刑。但这已经是在明亡之后了,对亡国之君,作为对其失败的总结,指责“君臣道丧”,自有一种后来审判者的正义与正确。但赵用贤在王朝内,借《韩非子》说“君臣相御以智”(也就是“君臣道丧”的温柔版),是需要勇气的。

  叙的结尾还说:“申韩之说,非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当我们或多或少有了近代儒法争论的知识背景时,可能并不容易注意到,赵用贤“操其术而讳其迹”这句话,有着“轻轻撩开面纱”的镜头感,这个镜头就定格在一本书的实物中。

  一本好书也离不开一个好的朋友圈。虽然古代的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身份叠加重合,但赵用贤毕竟不是纯粹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仍用今日的“项目”作比,赵用贤就相当于一位项目负责人,有着项目计划,并由其个人提供项目资金。而他的朋友中书舍人秦柱,则提供了《韩非子》的刊刻底本。秦柱是无锡人,赵用贤常熟人,算是乡人。在赵用贤等“五君子”被廷杖并驱出京城时,诸门生纷纷避匿,唯独秦柱带着医生,为他们紧急救治后,送到百里之外(《明纪》),可见是位有古侠士风的人物。秦柱家富藏书,而且多是宋本,陆心源后来还辗转抄到一本秦柱收藏的宋本《续谈助》。但秦柱仅仅是收藏家,却不是目录与校勘专家。

  在秦柱的身后,又有一位叫童佩的版本目录学家,为这本《韩非子》的校勘出过力。据王世贞为童佩所作的传记,秦柱的所有藏书,都交与童佩校勘编目。童佩字子鸣(1523-1576),浙江龙游人,居苏州。他从小就跟随书商父亲走南闯北,没有正式入学,却凭自学,取得了不一般的学术成就。他精通版本目录,是校勘专家,编有《杨盈川集》十卷,又修撰《龙游县志》十卷。他也是位诗人,有《童子鸣集》传世。

  在《童子鸣集》中,多描写羁旅之况,应该是为了访书而出行。我尤其喜欢这么一首;“书卷无羁束,风花成浪游。溪山五百里,日夕一孤舟。小剑依星出,囊琴挟水流。青帆问同侣,只有丈人沤。”(《溪行》)这也是被《四库提要》举证为其诗“失之纤巧”的一首,但无妨我们欣赏其轻愁浅唱的韵味。

  现今的通行本《韩非子》中,赵用贤本都会作为重要的校本存在。而我们用了一次探索之旅,带着对这本书的好奇,一直追溯到漂泊的访书小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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