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在书里有一句很沉重的话，说这场战争真正结束的一刻，是义和团集体不相信刀枪不入的那一刻，在此之前是越不讲道理就越有道理的时代。

　　发生于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历史教材都将其定性为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而史学界历来则有着不同的观点，特别是近来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和研究出现，义和团运动愚昧、残暴的一面越来越为人熟悉与思考。

　　3月12日，止庵携其新书《神拳考》来到万圣书园，与编剧史航共话“100年前义和团在想什么”。

　　止庵说写《神拳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间因素--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距今就是隔两辈人的事，其实离我们的世界很近，一些主角还跟自己的生命有重叠；另一个是空间因素--这个事情发生在北京，而自己生长生活在北京。在读了700多万字的义和团运动原始资料后，止庵发现当初的好多事，历史里不写，因为历史学家觉得那不是事。于是他自己开始动笔，关心那些历史学家不关心的东西，写一本当时人所想的事。

　　“我觉得历史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当时的人想干什么事，一部分是他们干成了什么事以及对后人的意义。一个人想干一件什么事跟一个人干成了什么事以及他给我们的意义，往往不是一回事。”

　　史航称这本《神拳考》是“撒豆成兵”，讲的是集体共犯、集体迷信，甚至是迷而不信。他借用传统相声《扒马褂》来形容义和团就是一个不断“圆谎”的事儿。

　　止庵强调，义和团运动一共只持续了两个多月，加上在山东的前身也不过两年多时间，那个时间突然所有人都特别自信，所有人都不太相信别人的话，所有人也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万拳民跟二百多个洋人打仗，最后外国兵只死了八个人，拳民死了好几万，可还是有人不相信义和团会死。从义和团开始兴起，所有人都相信“刀枪不入”，只有袁世凯用试验的方式揭露了实情，所以他才要镇压义和团，也才有了义和团的北上直至进京。义和团对于被枪打死有自己的解释，倒下的人是坏人，法术不行；而后所有人都不行了，还有红灯照更高级；红灯照也不灵，还有黑团，黑团之后有老团。一个掩盖一个，永远有一套东西解释，所有人都相信自己有法术，只有人不行，没有法术不行。

　　止庵在这里关心的不是荒唐愚昧，更多的是一种同情，义和团的拳民都是贫苦农民，他们开始的动机就是认为国家有难了，自己有能力帮忙，而且后来整个社会都把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仪式感。

　　史航指出历史是非常亲切的循环，总是回到原点上升一层，义和团中的许多事其实后来都有相似的重演。

　　止庵在书里有一句很沉重的话，说这场战争真正结束的一刻，是义和团集体不相信刀枪不入的那一刻，在此之前是越不讲道理就越有道理的时代。然而在现场止庵却说，自己最不愿做的就是评价，太多的历史学家都在评价，轮不到自己，而且在一个复杂情况下，评价都是简单的，没有意义。同时自己也不愿把一件事情太多的联系到现在，一段历史不是简单的归纳，也不是简单的吸取教训，这个教训不需要再吸取，中国人也不会再这样，这就是历史上一个特例。

　　止庵说，《神拳考》不是一本幸灾乐祸的书，也不是悲痛欲绝的书，介乎两者之间。

　　回答现场观众关于义和团与民族文化、民族性的关系的提问时，止庵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实证，一个是逻辑。义和团很大程度上是在口传里发生的运动，义和团的时代就是一个耳听为实而眼不见的时代，而且义和团运动中的思维是不按逻辑的。自己在书里最想传达的就是我们的文化里欠缺实证和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