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文学发展历程来看，经典总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确立：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经典就会被视为因其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衍生出来的“第一流的”、“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的一种文本实体；而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经典常常被视为是一个随着时间变迁而逐渐被确认的过程，是一种需要不断在阐释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存在。这两种观点无疑都具有各自的道理。其实，经典的阐释往往应当是二者并重的“结合体”，因为经典并非固定不变的永恒事物，它可以招致类似相对主义的质疑；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经典正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

　　如此说来，经典又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辩证过程，将经典置于不同的文学视野之下，将会产生更为细致的确定标准。经典的确立是一个历史化过程。同时，从广义角度上讲，它无疑应当具有“思、诗、史”的经典特征。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原创，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再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新的篇章，具有“史”的价值。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作家群的才情与智慧结晶，创造出了堪称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它们是这个时代人民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达。尽管文学史是一个遗忘率最高的领域，在若干年之后，能够被人们记住的作家作品将会越来越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几百年之后，鲁迅与阿Q的形象还是会被人们深深地刻在脑海中。事实上，并非仅有一个鲁迅能被历史铭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长河中，还有沈从文、老舍、曹禺、赵树理、钱钟书、莫言、王蒙、贾平凹、陈忠实、铁凝、王安忆、余华、苏童……那种中国现代文学无经典论，是不切实际的无视经典存在的悲观论点。

　　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经典，经典的判定要放置在特定的历史坐标系中，而不能形而上学、主观武断地认定经典只在某个历史时期才会出现，而别的时空领域却无能为力。这种依情而非依理来宣判经典有无的方法，其实是一种无视经典存在的愚昧。事实上，经典是与时空相对应的概念，只有经过时空涤荡与淘洗的文本，才有资格成为经典。作家本人在进行创作时无法预知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如艾略特所说：“他们惟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在历史的视角才被看做是经典作品的。”但是伟大的作家应具备使命感。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说：“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不把自己视作特殊的、独来独往的人，而是做一个和一切人一样的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使命感才有可能创作出可以称之为伟大的经典作品，使其具有俘虏人心的力量。

　　由于文学经典有着不同于科学的特质，因此不可全用启蒙主义来进行阐释，并不是人类所有的情感都可以被阐释，也不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被解释，人类心灵的丰富与广阔，天地之间冥冥之中不可解的魅性，都可以也应该是文学经典所表现的内容。文学不受衰亡这种规律的制约。时间必然会使大量文学赝品消失殆尽，但是时间却能够使真正的文学成为经典。而经典往往是写给未来的，比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等，它们可以战胜时间，能够经受住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带给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动与震撼。

　　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因其属于近距离的“在场”，应归于现代文学评论范畴。只有在拉开时间的距离后，才有可能排除意识形态、文化权利等等制约与干扰，从而做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断。所以，对近距离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不一定要急于“盖棺定论”，向世界宣布孰为经典，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也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然人们也不应放弃这样的努力，即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寻找某种持久的、永恒的因素。经典正面临着大众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大众文化的两个典型特征即“去经典化”和“非精英化”，或者说是“去魅”和“世俗化”。即便如此，也不会妨碍经典的产生。

　　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面对绵长而又辽阔的文学之河，阅读者往往手足无措，这就需要各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的介入，他们对于经典的探索和论述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经典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不可或缺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学经典也并非凝固不变的绝对化的终极化概念，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多元性的体系。因此需要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多重的视角、历史的辩证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发现并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