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受到通缉，避难香港，进一步与洋人合作，继而到欧洲游览并在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有关中国文化的演讲，把孔子和儒家学说送入“化外之邦”的大学讲堂。

　　王韬

　　近从藏书家的朋友——周启晋先生得看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现称《清诗别裁集》，下面简称“别裁”），此书虽然常见，但他所藏“别裁”初刻本（或称“番刻本”）是不多见的，而且是经过太平天国开科取士的“状元”手批的，这更为稀有。这位状元人称“长毛状元”，很有名。我看过他印章署名“王韬”。清末王韬是“长毛状元”的传说，见于《逸经》等报刊。其实王韬并没有参加太平天国的“科考”，大约也不屑参加，哪会有中状元的机会呢？有人推测，“‘长毛状元’的称谓，乃是那时朋友间所赠予的‘雅谑’，当作取笑他的资料，并非真有这么一回事情。”

　　王韬（1828-1897）苏州人。十六岁以第三名考中秀才，十八岁参加乡试，不中，由于家境贫困，二十岁时便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打工。苏州一度被太平军占领，清军收复之后，发现一封署名“黄畹兰卿”为太平军出谋划策的条陈。于是朝廷下令通缉“逆党黄畹”，王韬曾以兰卿为字，官府遂将王韬坐实为钦犯。不过王韬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在英国传教士和驻上海领事的帮助下，逃到领事馆避难，后化妆逃往香港，成为中国历史上借助外国领事馆而成功逃脱皇帝惩罚的第一个政治犯。

　　王韬受到通缉，避难香港，进一步与洋人合作，比如与英人合作把《十三经》译为英文，继而到欧洲游览并在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有关中国文化的演讲，把孔子和儒家学说送入“化外之邦”的大学讲堂，成为在海外高等学府宣讲孔子与儒学的第一人，并受到热烈欢迎，听众“鼓掌蹈足”“墙壁为震”。把我们优秀传统送出去，今天看来这是件好事。可是一百年前许多士大夫却不这样想，比王韬晚生三十多年的恽毓鼎（1862-1917）还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日记还写道，“姚本泉来谈，述及俄国近来遍建文庙，国人皆教以习中国经书。听此，其志不在小矣，不胜杞忧。”听说俄罗斯学习中国经典，都非常担心，生怕他们把祖宗传下的宝贝学了去。像王韬这样主动送上门去的做法，不被骂为“汉奸卖国贼”才怪！

　　王韬的海外生活经历及其与洋人思想交流使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使他成为近代改革维新派的先驱。他敢于质疑行之已久的皇权专制制度，并认为这是一切恶政与险象的根源。他指出自秦以来“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从而君民隔绝，下情不能上达。要消除恶政，必须开放言论，“君民共治”，施行君主立宪。当时洋务派领袖的李鸿章，其政治主张不过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都被人们骂为“汉奸”，而且从朝廷上层到底层的老百姓都这样看。当“同光十三绝”中名丑刘赶三去世，人们悼念他的“名对”就有“刘三死去无名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像王韬如此前卫的人士为人所忌，的确是国人常态。

　　王韬赞美英国人用心科技和发明创造。他说“英人心思慧巧，于制造一切器物，务探奥穷，穷极精微”，其原因是“国家有以鼓舞而裁成之，而官隐为之助也”，“凡人创造一物不欲他人摹仿，即至保制公司，言明某物，纳金令保，年限由五六年至二十年。人有一得之技，虽朝廷不能以势相抑”。英国的议院、法院尤让他不胜羡慕，称赞它们议事审判公平、公正、公开，有“与众咸同”的中国古风。他隐隐约约意识到注重科技和确立法治应是中国前途之所在。

　　后人尊王韬为“新闻之父”，因为他创办了第一家“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自任主笔，并撰写了八百余篇政论，鼓吹变法图强。可是在正统人士看来，这是“以报馆为护符，倡言无忌”（《苌楚斋随笔卷三》）。

　　仔细体味“长毛状元”这个绰号，并非是“雅谑”，而是刻毒的嘲讽，王韬是个“不顾人之是非”的特立独行之士，当他为了生计游走于“清”“洪”“洋”之时，必定被主流或自命为主流的人士所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