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等功利主义行为是对创新的最大打击

　　如今，全国掀起了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宣传的热潮。其实，关于创新的话题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大约在1998年5月，当时已经头一次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对“创新”一词比较陌生，这个口号给人们以新鲜的感觉。于是，全国各地有关创新的宣传铺天盖地，各条战线迅速召开了各种创新的会议，纷纷提出经济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企业创新、服务创新，等等。而且，在那一拨的宣传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鲜的口号，如自主创新、源头创新、创新极、创新板、创新树、创新团队等，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早在1998年就被提出

　　可是，自从那一拨宣传创新至今快20年了，我国又有多少堪称为原创性的成果呢？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是寥若晨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寨工厂、山寨商店、山寨一条街等，却遍布城乡。而且，这种明明是侵犯知识产权的剽窃行为，在各制造行业屡见不鲜，人们见怪不怪，执法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显现出典型的利己主义，因为这能让GDP增长，也能够缓解就业的压力。然而，这些功利主义行为，却是对创新的最大打击。

　　创新口号提了快20年，“山寨”却成了主流。

　　我不得不指出，创新的理念在我国至少滞后了差不多一个世纪，这是导致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创新”一词最早出现在1912年，时年29岁的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创立了创新理论，他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一百多年以来，创新理论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广泛应用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可是，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却缺失对创新理论的学习、认识、宣传和践行。当然，究其原因，其中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但我们必须要补上这一课，以迎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时不我待啊！

　　二、英国评论中国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

　　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倡导创新，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遏制一切剽窃、抄袭、仿造等急功近利的行为，国家及时推出并开展“双创”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某些出台的文件中，不免沿袭了套话、空话，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风，让创新的形式大于实质，这无论对创新还是创业都不会有指导作用。

　　一家权威大报在一篇带有引导性的时评中写道：“‘双创’最需要的首先是资金，用好政府的‘双创资金’，首先要防止套利现象。”这里使用了两个首先，可见是把资金看成是“双创”成败的关键。创新和创业需要一定的资金，但绝非是最重要的因素，何况有些发明创造根本不需要资金或者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例如，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等，不都是没有科研经费的吗？又如，只有中专学历的潘旭华，取得近40项发明专利，他攻克的高精密数控机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却是一个“三无”（无大专学历、无职称、无立项科研经费）的发明家。

　　有“机床奇人”之称的潘旭华

　　我浏览了各地为开展“双创”推出的众多措施，大多是见物不见人，也就是说只强调了物质性的条件，而没有分析：中国人缺乏创造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呼唤创新是雷声大雨点小？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论文和专利都高居世界第一，却少有原创性的成果？为什么山寨货大行其道？为什么仿冒产品充斥在汽车、电子产品、建筑、服装、鞋帽和工艺美术品等行业？因此，开展“双创”活动绝非仅仅是投入资金，我们必须深挖阻碍中国人发明创造的思想根源，唯有如此才能解开束缚国人创新的枷锁！

　　依我陋见，某些部门颁发的“指导意见”也好，“工作指引”也罢，都没有对症下药，恐怕是医治不好“创新贫乏症”的沉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闭门造车，既没有听取从事创造学研究的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吸收众多发明家的有益经验。

　　我研究创造教育学三十多年，既关心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又极力倡导大学毕业生积极创业，因为这是克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关键。那么，我国开展创新到底缺少什么呢？根据创造学的理论和国际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我认为最缺少的就是创新文化。如果说物质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么文化力量就是灵魂，是成就事业的驱动力、原动力和核动力。文化是以物质为基础而抽象出来的精神现象，虽然它不能直接改变什么，但文化能够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在评论中国创新时指出：“中国大力驱动创新战略，但反观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瓶颈到底在哪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尚未真正形成一种文化。”那么，衡量创新文化是否形成，其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最主要的标志有三点：首先是社会创新的风气浓郁，不仅人们谈论创新，而且身体力行地践行创新；二是创新的实体组织遍布，既相互激励又互相竞争；三是人心所向，以创新为荣耀。当人人内心都有一种创新的冲动，创新成为人们朴素的情愫和价值观的时候，创新文化不仅形成了，而且是已步入高境界了。目前，世界创新型国家排名前列的瑞士、瑞典、英国、荷兰、美国、日本、德国等，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创新文化，所以它们拥有最多的创新成果。

　　三、根治“创新贫乏症”需要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容纳异见的机制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离形成这种创新文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我们作艰苦和持久的努力。当然，创新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根据我的研究，为了创建我国的创新文化，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做起。

　　首先是营造自由、民主、宽松的学术环境。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自由是创新文化的灵魂，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发明创造。什么是自由？“自由”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意思是从束缚和虐待中解放出来。按照创造学的原理，创意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灵感，而所谓的“众包、众筹、众扶”不免有“大锅饭”之嫌。创意是一位高贵的客人，请之不易，而遁之又无影无踪，因此任何束缚、压抑或是行政干预都会扼杀发明创造。同时，还必须认清自由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不会妨碍民主，但有时候民主却会扼杀自由。因此，自由是人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必须以立法的形式保护每一个创业者自由研究和探索。

　　创造性的果实只生长在自由的园地里

　　其次是鼓励质疑、批判和求异的精神。质疑是通向发明创造的入口，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一位哲学家说，追求真理的学者应当是一位异见者。然而，在传统思想的人看来，异端或异见是贬义词，是不允许存在的，或者是遭到排斥的。可是，从创新的观点看，只有容纳异己，方能成就伟大，因为异见往往导致发明创造。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相对于传统的学说，他们都是异见者，如相对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是异见者；相对于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是异见者；相对于有线电话，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也是异见者……因此，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理论和一劳永逸适用的技术，一切先例都是会被打破的，而未来的新理论和适用的新技术，都将由异见者们发现或发明。

　　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马丁·库帕就是一个持异见者

　　再次是支持冒险精神，为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冒险绝非是一味的勇敢，更不是鲁莽，它是创新者的一种精神特质。从发明创造的规律看，是人类的好奇心引起冒险的冲动，而冒险又是一连串追逐想象力的过程，它会点燃创新的思想火花。史蒂夫·乔布斯被称为是“打不倒的冒险家”，正是这种品格使他成为创新的魔术师，不仅创建了苹果公司的王国，而且留下了“创新精神不死”的精神财富。苹果公司的创新文化有一种黏性，它能够同化人、激励人和改变人，这也就是创新文化的魅力。硅谷是美国乃至世界创新的热土，那里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极客文化”，其核心就是好奇和冒险，这就形象地说明了冒险与创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史蒂夫·乔布斯被称为“打不倒的冒险家”

　　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冒险的，具体表现为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不提倡冒险，甚至把冒险视为是异端和危险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美代子评论说：“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鲁莽的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脚可触摸空间领域中。”我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使得模仿思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有一句古谚是“胜者英雄败者寇”，于是爱面子、怕失败、怕讥笑等，就成了许多国人不敢冒险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肃清这句话的消极影响，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有价值的失败给予鼓励，甚至要给予奖赏，因为失败乃成功之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书影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强调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是事业获得成功的保证。创新之父熊彼特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其中写道：“行动——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这些都说明，开展“双创”活动，贵在实际行动，只有切实地着力创建创新文化，才能彻底根治我国的“创新贫乏症”。有一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这句古谚已得到科学的证明，如果幼儿时期的想象力受到伤害，必将导致成年时缺乏创造力。因此，提高我国人民的创造性素质，必须从改革基础教育着手。学校的教育要从“知识游戏”转变为“思想游戏”，以开发广大青少年的想象力，这样才能提高创造性的素质，以有效推进创新活动，确保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