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失德，自然也是人们担忧的后果之一。中国历来有“酒能败德”之说，惯于“酒色”并举，视为对道德、政事特别严重的潜在危害。

　　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大概都会对其中描绘的奢华生活场景留下深刻印象，而出生卑微的盖茨比之所以能在短期内积累起巨额财富，靠的是大肆贩卖私酒。在1920-1933年间，根据美国当时的禁酒法案，酿造、运输、贩卖超过0.5%以上酒精含量的饮料均属违法，最高可判罚一千美元并入狱半年。这一法令制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认定“酒是犯罪的根源”，但实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它并未达到消除犯罪温床的目的，倒是抬高了贩卖私酒的利润，催生了有组织犯罪集团，还严重打击了美国自身的葡萄酒行业，减少了联邦及州政府原本来自酒税的合法收入，并使社会上伪善盛行，最终不得不于1933年宣布废除。

　　盖茨比是靠贩卖私酒发家的

　　当时的禁酒令还规定，在自己家里喝酒不犯法，但与朋友聚饮或酒宴便触犯法律——两千年前中国西汉初期的一条法律与之不无相似，汉律规定严禁三人以上“无故群饮”，否则罚金四两；汉武帝时法律禁止卖酒给群饮者，只有国家规定的喜庆节日里群饮才是合法的。然而，在这表面上的相似之外，内在的原因则相当不同：中国古代的禁酒更多是由于酒所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实用性考虑（酒会消耗粮食和财富），偶尔出于道德理由（酒能败德），但却极少是出于宗教上的原因。

　　为了节约粮食而禁酒

　　作为一种酒精饮料，酒必定曾给原始社会的人们带来巨大的愉快、迷醉、痴狂的感受，甚至可能进入某种宗教体验，但它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喝醉的人可能丧失理智，而酿酒也会消耗大量粮食，在食物匮乏的年代里无疑是奢侈浪费。正因此，所谓“酒池肉林”或痴迷于“醇酒妇人”，传统上一向是对昏君常用的道德指控。早在殷周革命之际，周公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他反感商纣王时期那种“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颓废社会风气，有鉴于其亡国的教训，故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平时则只许在特定礼仪场合、在遵守饮酒之德的情况才可畅饮。

　　这条法令的精神后来得到不断的重申，西汉初年的汉文帝时期便是如此，到武帝之后才逐渐松弛，除了政治和道德上的考虑，帝国初期的经济凋敝显然也是原因之一。这两方面的考虑时常互为表里，如东汉末年迭经战乱，民众乏食，曹操在北方实施禁酒，表面上的理由是说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败于酒；不料孔融却写了两封《与曹公禁酒书》来反驳，举出大量例子表明道德、谦让、儒学、情爱也都曾导致亡国，如果酒能导致亡国，那不如把这些也都一并禁止算了，“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他由此拆穿了曹操禁酒的真正意图只是实用性的：节约粮食。

　　实际上，魏蜀吴三国都曾实施过禁酒令。其中国势最弱的蜀国甚至曾因天旱而禁酒，其法令之严苛，竟规定家中藏有酿具与酿酒同罪（见《三国志？蜀书？简雍传》），那无疑是因为旱灾时粮食歉收。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由于灾荒频繁，酒禁之令可谓史不绝书，并且大多载明是因为“岁饥”、“年谷不登”或“谷贵”的缘故。《中国饮食史》第三卷因此评论：“酒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批粮食，而战乱鹅自然灾害会使粮食大幅歉收，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若还要用大批粮食酿酒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天灾人祸又特别频繁，酒禁是很自然的措施。”在唐德宗时，由于人们连饭也吃不饱，极少人酿酒，以至于后来长安稍定，有人在街头喝醉，竟被围观者视为“祥瑞”（见宋人曾慥《类说》卷二《邺侯家传》）。有酒有肉，在民间差不多是丰年自足生活的象征，那些水浒英雄们的理想也无非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已。

　　酒后失德是大忌

　　也并不是灾年为节省粮食才禁酒，有时明明是丰年，但因为民众在酒后争讼或议政，也会遭到禁止。《魏书·刑罚志》记载：“太安四年（458）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非但如此，这一禁令还前所未有地严酷，竟规定“酿、沽、饮，皆斩之。”实际上，西汉初年的禁酒令的出发点之一恐怕也是避免酒后闹事，明胡侍《真珠船？酒禁》就说，萧何造律时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不但恐靡米谷，且备酒祸也。”这一法令的精神甚至影响远及日本，源平之战后，源赖朝胜利进入京都并颁布新制十七条，之后又改为三十六条，其中包括禁止近邻街坊欢聚饮酒；1336年，室町幕府颁布《建武式目》十七条规约，重申勿奢侈、行俭约，其中一条也是“禁止武士聚众滥饮”。

　　酒后失德，自然也是人们担忧的后果之一。中国历来有“酒能败德”之说，惯于“酒色”并举，视为对道德、政事特别严重的潜在危害。宋人陈亮便曾说“色能荒人之心，酒能败人之德”，清人金缨更认定“败德之事非一，而酗酒者德必败；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生必伤”。至于其对个人身体的伤害，传闻先秦名医扁鹊就曾说过“过饮：腐肠、烂胃、溃髓、蒸筋、伤神、损寿”（见《本草纲目·酒》），然而这里的前提是“过量饮酒”，而非“饮酒”本身。

　　更何况，上述这些都属于道德或养生上的训诫，而非必须遵守的宗教戒律，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将酒视为“罪恶”或“邪恶”，哪怕沾上一点都不行，饮酒本身也并不被视为“罪行”，尤其如果不过量的话。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不甚在意戒酒，对吃素还更在意一些，惟有佛教反对饮酒，《四分律》中说：“饮酒有十过：一者颜色恶；二者少力；三者眼视不明；四者现瞋恚相；五者坏田业资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斗讼；八者无名称，恶名流布；九者智慧减少；十者身坏命终，堕三恶道。”《四分律》据传是五世纪初姚秦时译自印度上座部佛教法藏部的戒律，但从这十过来看，所说的也主要都是饮酒对个人的危害或不利，只有最后一条才从宗教上认定这是恶业——佛教所说的“三恶道”即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也是因为考虑到宗教戒律，以大护法自居的梁武帝曾下诏《断酒肉文》，强制在寺院禁断了酒肉。

　　然而汉传佛教尽管从此吃素（南传和藏传佛教均不禁肉食），但对酒的禁止却没有贯彻到如此严格。所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的“酒肉和尚”，有时不仅不被视为不守戒律的恶僧，反倒还广受人们欢迎，乃至受到极高的肯定——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酒醉后大闹五台山，职事僧人们抱怨他不守清规，但长老却说“虽是如今眼下有些啰唣，后来却成得正果”；至于贪好饮酒的济公，更是经常被人称为“活佛”。

　　为何禁而不止

　　在中国这样一个追求现世福祉的社会中，无论出于道德、政治还是宗教上的理由，即便是再严厉的酒禁也不可能持久，因为民众始终不可压制地有饮酒的需求，在乱世里，饮酒还尤其能安抚人心，所谓“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怯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见《石林诗话》），这也解释了为何在魏晋这样的乱世中，会出现那么多人赞颂酒的好处，而那些对现世苦闷的隐士们则更是如此，无论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都曾被后世视为酒神，以至于鲁迅专门写了一篇《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

　　此外，国家也需要从酒税中获取收入。据《北齐书·后主本纪》记载：武平六年（575）闰八月辛巳，“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这在唐代得到了延续，从酒类的制造、销售中获取酒税成为国家的正当收入，只是朝廷的政策随着时势不断变化：时而禁酒，时而榷酒；时而垄断官营，时而开禁征税。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后的广德二年（764），全国疮痍满目，急需资金，朝廷下令定天下酤户，顾炎武后来就此评说：“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日知录》卷二八酒禁条）也就是说，名义上禁酒，其实又特许经营，目的是在从中抽税，而不是酒本身了。这些商税收入对于支撑中晚唐的朝廷财政十分重要，据《新唐书·食货志》，太和八年（834）天下榷酒156万余緡，相当于15.6亿文铜钱，如果按“斗钱百五十”的酒税推算，那当时纳入抽税范围的酒产量在一千万斗以上，约合今六万吨。在宋代之后，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几乎成了通行的做法，乃至实行国家专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