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政协委员王名、刘大钧提出《关于复兴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中华生育文化的建议案》：“为了扭转长期以来计划生育对生育文化的破坏，应推行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生育文化。”

　　二人在提案中表示，提倡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并不是倡导回归到男尊女卑的传统，而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新观念，但尽管有这样的说辞，这个提案依然充满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忽视。

　　1949年，现代女权运动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出版了《第二性》一书，波伏娃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造成的。波伏娃剖析了从摇篮时期就压在女性身上限制，认为人们为女性设定的生活就是取悦他人，承担不妥协的人生义务——婚姻和生育。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人发明出来用以否认女性自由的，女人之所以成为女人，绝非单纯的生物学原因，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文明。波伏娃认为，在现代社会，女性实际上应当“跟父亲一样担负起夫妻间的物质和伦理责任”，应当有“自由的成年生活”。

　　显然，王名、刘大钧的提案，根本就没有顾及女性应该享有的“自由的成年生活”，只是男人们的一厢情愿。

　　生育决定权是女性独有的权利

　　现代社会，主流意见通常都同意，生育决定权是女性独有的权利，也就是说，生与不生，什么时候生，生多少，决定权完全在女性，男性没有发言权，这听起来很不近人情，但这确实是法律的规定，即便中国也不例外。

　　1992年，中国颁布《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第51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尽管在具体的执行中，存在着偏差，但这不能否认女性对生育与否的决定权，参照法院的判例，则可以更明确的显示，女人才能最终决定生育与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曾有一个判例，在要旨中这样写道：“生育决定权是女性独有的权利，生育子女不需要男女双方的合意，女性单独决定即可。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非婚生子女的抚养费用应当由男女双方平均负担。”（参见中国法院网，《女性单方面决定生育权不构成对男性生育权的侵犯》）

　　这一判例所依据的法律精神，与世界主流法律意见一致，即男性的生育决定权与女性的人生自由权、生命健康权（怀胎十月，身体随时会遇到危险）相比，处于下位阶。如果两种权利发生冲突，男性应当让步。

　　通俗的讲，就是女性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子宫，不因男性的意愿而改变，女性生育与否，男性无权干预。基于这样的法律精神，可以发现，传宗接代是对女性生育决定权的侵犯：要求传宗接代，必然要求女性进行生育，女性将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子宫，如此，女性不可避免的会沦为生育工具，成为男性的附庸。

　　如果依据王名、刘大钧的提案制定法律，这对女性和整个社会而言，不是进步，是巨大的倒退。

　　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育决定权经常被无视

　　法律规定是一回事，现实执行则是另一回事，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时间并不长，女性权利的保护和伸张更事短暂，《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至今也不过二十余年，保护妇女的基本权益尚且任重道远，现在开始提倡传宗接代，只会让之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计划生育政策尽管是一种倡导性义务，但地方部门在执行上，往往采取强制手段，这直接导致女性的生育决定权被剥夺。在执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妇女是避孕节育的主力军，避孕手术85%以上是女性做的，计生部门为了完成工作任务，经常性漠视妇女权益，强制上环、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结扎与计生常常与父母的升迁、孩子的教育挂钩，这使得妇女完全无法决定自己的生育权。

　　妇女被强制引产，母子双亡的事件在21世纪依然层出不穷：

　　2009年6月12日，山东聊城一高龄孕妇怀胎九个月，因是计划外怀孕，被数十位计生干部强行引产，导致母子双亡。（尚淑娴，《从中国文化审视我国的计划生育——以山东冠县计生办野蛮执法强制流产致九月孕妇母子双亡为例》）

　　2009年广西博白县整治计划生育活动中，全县28个乡镇刮起的计生风暴，从2月上旬至4月26日短短两个月内，全县成功迫使堕胎、结扎、放环为3964人，平均每日强制堕胎48人。（孔星星，《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

　　在行政力量的强制干预下，女性的生育决定权完全无从谈起。即使抛开行政因素，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而言，女性的生育决定权也显得很无力。中国重男轻女的现象，一直十分严重，这并非只在农村和低文化水平的人群中才存在，各个阶层都有这样的案例，比如：桂林新闻网2016年3月9日报道，一对大学教师夫妇，结婚6年，因为生了女儿而不是儿子，丈夫就动手家暴妻子。《东南快报》2014年11月26日报道，福建龙岩女子黎梦因生了四个女儿，被丈夫扫地出门，要求离婚。

　　歧视不能生育或者不能生男孩子的妇女，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女性根本无权决定是否生育。如果提倡传宗接代，只会进一步加重重男轻女的思想和对女性的歧视，以中国人的习俗观念，恐怕没多少人会认为生女儿是传宗接代。

　　那些不愿意生育或者不能生育的女性，必然被社会歧视，甚至被社会抛弃。

　　传宗接代入法将剥夺所有人的生育决定权

　　王名、刘大钧提出，为了推行以传宗接代为目标的生育文化，必须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将适应人口新政的复兴生育文化的任务明确进入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制度建设的高度强调生育文化复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人认为，矫枉必须过正，“我们应通过以评促建、评建结合等各种方式对优秀的家庭进行表彰和鼓励，大力推进生育文化的尽快复兴和传承。”

　　如果真按照他们的建议，将传宗接代写入法律，这将不单单是对女性生育权的剥夺，也是对男性生育权的剥夺（尽管男性不具有生育决定权，但作为人，生育权是他的基本人权）。

　　早在19世纪，欧美国家的女权运动就已经对“自愿成为母亲”的权利提出要求，196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会议通过《德黑兰宣言》提出：“父母享有自由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1975年，《关于妇女平等地位和她们对发展与和平的贡献的墨西哥宣言》规定：“每一对夫妇和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地和负责地决定是否生育子女，并决定子女的人数和生育问题。”

　　也就说，将生育权还给公民，是世界的主流意见，也是大势所趋，生育与否，说到底，还是应该由公民自己决定。事实上，作为基本人权，生育权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也不能被剥夺。

　　即便在中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的解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对公民来说不是强制性义务，是倡导性义务，主要采取国家指导、群众自愿，因此必须从鼓励和提倡入手。”也就是说，生育与否，生多少，从中国的法律层面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件强制性的事（当然，现实情况和法律规定是两码事）。

　　不论是从人权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法律的精神来说，将传宗接代写入法律，都是对公民生育权的侵犯。按照二人的提议，除了法律法规上的建设外，还要对优秀家庭进行表彰，那么，优秀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决定？如何进行表彰？都将成为重大的社会命题。矫枉过正，最后可能出现的就是另一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了，到那时，“该生不生，后悔一生”就不再是网络上的段子了。

　　结语：

　　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育决定权，是女性的独有权利，放眼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只是鼓励或倡导某种生育文化，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将传宗接代写入法律，但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走在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