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2月18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共辽宁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共沈阳市委、沈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改革(2024)年会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地方实践高层研讨会”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本文为中央宣传部原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高书生的演讲。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中国改革(2024)年会。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对文化体制改革现在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工作谈一些个人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第三个10年

　　文化体制改革如今已迈入第三个十年。为何如此界定?自2023年起，我们所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所涉及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超越了原文化部所代表的狭义文化范畴，也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改革，而是包括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的全面改革。这一改革的三个十年，我们是这样划分的：第一个十年，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第二个十年，从十八大到二十大;而第三个十年，便是从二十大开始。它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阶段，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侧重于体制性改革;第二阶段，从十八大到二十大，属于发展型改革，旨在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三阶段，从二十大开始，特别是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重点转向了体系化建设。

　　在体制性改革的路径上，我们概括为坚持“两手抓”的原则。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需求;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提供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概括为四个方面：1、看电视听广播;2、读书看报;3、公共文化鉴赏;4、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包括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而软件则涵盖了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公益性文化事业坚持政府主导，即以政府投入为主。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覆盖6级网络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在文化产业方面，主要推动了两项工作：首先，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这包括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以及放宽民营市场准入。其次，培育市场体系，包括建立全国一体化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以及培育要素市场，如建立若干个文化产权交易所，旨在提供要素市场的服务。

　　2004年，国家统计局建立了文化产业分类标准和统计制度，当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3440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2.13%。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到202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已超过5万亿，占GDP的比重达到4.46%。根据一般标准，当一个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左右时，它就成为了一个支柱性产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是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经过20年的努力，为社会贡献的一个重要成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文化产业对GDP增量的年贡献率也在逐年增加。从2004年到2012年，贡献率为3.9%;2013年到2018年，贡献率上升至5.5%。如果将2004年到2022年的数据平均下来，贡献率达到了4.8%，这表明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相当高的。

　　在国有文化单位改革方面，遵循“两手抓”的思路，将文化单位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益性单位，保留其事业单位身份，强调其公益属性;另一部分则是经营性单位，转制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到2012年9月，全国范围内承担改革任务的出版社、新华书店、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以及广电所属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和党报党刊发行单位，都已完成了转制任务。全国共注销了将近七千家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核销了近30万个事业编制。

　　从十八大到二十大期间，我们重点推进了发展型改革。包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等。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涉及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有29项，其中超过10项涉及体系性的改革。我们将改革的特点概括为体系性的推进。

　　二、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在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部分导言有一句话：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应当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关于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由于时间有限，我将其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切入点是文化装备制造业。这个行业特别缺乏，同时又与国民经济紧密相连的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化装备制造决定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

　　是推动文化机构转型升级的决定力量。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度，由文化机构的技术装备水平度量。如果文化装备跟不上，我们整个文化机构的转型升级就无法实现，目前看这是文化建设的短板。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发布的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营业收入构成，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文化装备制造。如果我们的文化机构仍然使用落后的装备，那么融合程度显然无法提升。

　　第二，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方向是文化数字化。关于文化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山东考察时讲得非常明确，他强调，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经济发展增动能增效益、为旅游休闲增内涵增魅力、为城乡社会增正气增活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文化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文化数字化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方向。

　　文化数字化的基础是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包括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电台音频资源，新闻纪录片，老唱片，文化遗产等进行数字化的修复和整理，这是我们10多年前提出的任务。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的数字化工程或者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科学分类和规范标识，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

　　这些数据源自三个主要渠道：一是汇集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数据。这些数据量极为庞大。全国国有单位的可移动文物10815万件/套，数据总量超过140TB;全国公共美术馆藏品592663件，藏品图片820288幅，数据总量6.9TB;此外，戏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普查数据。二是通过采集获得文化资源数据，例如故宫博物院拥有186万件藏品，目前已完成48%的采集工作;国家博物馆拥有143万件藏品，已完成70万件的数字化采集;美术馆拥有13万件藏品，已完成10万件的采集。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有317万册，其中61万册已经数字化。红色基因库的建设也已进行到第三批，共78家，我们对全国220家红色纪念馆的藏品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采集。三是贯通已建或在建文化专题数据库。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众多数据库，例如中国百年影像档案、中国文物志、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国建筑全媒体资源库等。此外，地方志资源也极为丰富，国家对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体系从中央到县级都十分完善，古代对地方志的编纂也极为重视，积累了大量旧的地方志。地方志为研究一个地区或行业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全面的概览，是宝贵的资源。新华社与阿里巴巴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对这些地方志资源进行了数字化标注和关联，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镇建立了文化体验馆。

　　随着资源的数字化，我们在文化创作领域实现了数字化转型，不仅通过集成和集聚文化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创作素材，而且有助于激发创作灵感，缩短创作周期，减少了许多杜撰现象;在文化生产方面，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要素，有效利用了存量资源，同时缩短了生产周期，提升了工作效率，并且最重要的是避免了技术和艺术的脱节;在文化传播方面，中华文明的成果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适应了多渠道、多载体的传播趋势，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展示水平;在文化消费领域，数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无缝衔接任何文化消费终端，使得文化消费更加便捷，随时随地都能获取。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机制。如何建立这种机制?答案是数字化。无论是去图书馆、博物馆还是其他公共文化机构，都需要花费时间。十多年前，在制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时，我们提出了在城市中建立15分钟的公共文化圈，在农村实现一小时的公共文化圈。数字化之后，公共文化服务变得即时可得，无论何时需要，都能及时获取，这就是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第三，文化和科技融合的产物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需要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从何而来?文化机构能够提供。国外的OpenAI公司也提出，目前可获取的数据已经耗尽，这种观点并不准确。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尽管是十年前的，却依然具有说服力。2014年的一项研究指出，自印刷机发明以来，人类已经出版了约1.29亿本书籍，其中12%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然而，在这些数字化的书籍中，仅有极少数可以在网络上免费获取。换言之，目前用于训练人工智能大型模型的数据大多源自互联网。然而，互联网所提供的这些内容，仅是人类知识成果的一小部分。因此，声称这些数据已经用尽，显然是不准确的。

　　OpenAI最早的 10名员工之一Pieter曾经说过：“今天我们用的所有数据都是人类写下来的，但是人类是要先做很多思考才有可能形成一些结论，AI没有看到人类的思考过程，只看到了思考结果，只有人类所有的思考过程都记录下来或者说出来，这样AI才能根据这些数据形成真正的推理能力。”我认为，这位创始团队成员的话非常有见地。对于人工智能，我们既要热情地接纳，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思考我们应如何应对。

　　面对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我们一直关注和思考两个问题：

　　一是人工智能哺育什么样的人?大型模型的训练数据大多源自互联网，其中一部分确实汲取自人类的知识成果，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没有问题，关键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果人工智能大模型中缺乏反映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语料，用这样的大模型推理的结果，必将同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冲突，长此以往，青少年岂不都成了“香蕉人”，即皮肤是黄的，价值观却是西方化的。这是必须警惕的问题。搞技术的专家认识，来自非中文的文献里也有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容，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价值判断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左的。

　　二是后数字时代中华文明何处寻?当下的人工智能，科技已经发力，但文化不能缺席。因为文化机构拥有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所必需的语料。我一直认为，人工智能是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做两头、科技做中间，所谓两头是前端提供语料、后端负责大模型的优化或对齐，科技负责中间环节的大模型训练。不能再沿用现有的模式，直接面向消费者(ToC端)推出产品，相反，先由文化机构(ToB)进行优化，再逐步面向消费者，确保人工智能产品能过意识形态关。

　　三、人工智能还是机器智能?

　　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机器智能的发展，为什么?机器智能作为一种新物种，可能对人类构成巨大威胁。如果是人工智能，我们可以积极地进行探索;但若涉及机器智能，其发展应受到类似我们过去对克隆羊那样的限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需要分层的，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都说自己在搞人工智能，但缺乏明确的定位，甚至造出了类似于垂类这样的词。目前看来，人工智能至少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用大模型，相当于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学会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主要集中在这个层次。目前，所谓的“百模大战”，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巨头“各自为政”，投入很大、成本很高，但数据的来源和质量都不过关。建议开发通用大模型实行“举国体制”，政府资金投入不要再撒胡椒面，集中财力解决语料供给问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语料，应当由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组织提供，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已经组织成员单位列出清单。第二个层次是行业大模型，每个行业都应根据自身需求开发相应的行业模型，这必须是市场化的。第三个层次是场景应用模型，应由各个机构自行开发。明确三个层次后，人工智能的应用成本将大幅降低，资源分配也将更加合理。哪些应由国家承担，哪些应通过市场化方式筹集，哪些应由机构负担，界定得很清晰。开发通用大模型所需资金纳入中央预算内资金安排，开发行业大模型和场景应用模型需要通用大模型提供接口服务，价格实行政府定价，费用要低。这样做可以降低人工智能推广应用的整体成本。

　　最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中华民族积淀了五千多年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内涵的数据，涵养这些通用大模型，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形成文化大模型，每一个文化机构结合自己的特点去私有化部署之后，形成自己的应用场景模型，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和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的全民共享。这是我们的愿望，谢谢大家!（整理人：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