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是20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以及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冷战期间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推手。他在政府任职期间，取得了包括中美破冰、美苏军控协议、越南停战和谈、中东斡旋等在内的诸多外交成就。审视其丰富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展现出的洞见力。基辛格不仅是一个外交理论的践行者，更是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国际关系审视者。

　　基辛格对中西文明差异性的理性认知和尊重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奠定了他的文明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基辛格开始形成对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初步认识。康德对于文明间和平共处的理想成为基辛格文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他后来对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提供了哲学依据。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极为推崇康德的理念，认为“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他在90多岁高龄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仍然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同时，基辛格还受到了汤恩比、斯宾格勒等历史学家的影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批驳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习惯性观点，认为那种把西方文明当作“全部世界事务变化的假定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汤恩比在其研究中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认为人类各种文明都具有各自的基本规律，各种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接触，包括同一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里的接触。对这些观点的汲取和理解造就了基辛格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尊重。

　　基辛格一生出版了多部论著，其著作的核心是对中西方文明差异的深刻理解。在《大外交》一书的开篇，基辛格提醒美国政治精英：美国不能只依靠历史优势给予的实力并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世界，也需要重视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安全理念的特色。在分析各种文明独特性的基础上，他认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必须学会在一个体系中共存。在《世界秩序》一书中，他再次强调各种文明在不同环境中的滋长，分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文明形成的优势和面临的衰败。他指出，要想让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维护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就必须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差异，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渴望的方法。

　　基辛格这种基于对各种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加上其独特的外交经历，使他不仅能够深刻论述国际变局的来龙去脉，而且重视各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正如他在《大外交》一书中所言，“各国追求本身利益之余，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与中国文明观的契合

　　纵观其一生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基辛格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与中国文明观有契合的部分。他看问题的视角是“非零和博弈”，这与中国文明中的“和合主义”不谋而合。也正是基于此，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的立场看问题。这也是他极力向世界解释中国文明的思想基础。他通晓中国历史，也了解中国的现实。载入世界史册的中美关系破冰之行不仅展现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更体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尊重。1971年7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访问为尼克松总统随后的访华铺平了道路，开启了中美两国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与交流。基辛格在其对中国的破冰访问以及之后对中国的上百次访问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与尊重。在其著作中，他更是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进行了透彻的解析。他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是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最为曲折复杂，从古老文明到传统帝国，到共产党革命，再到跃居现代大国的地位。中国走过的路将对人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论述展示了其对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国家的独特性的深刻认识，从而强调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他的这种文明观体现了他相信不同文明之间虽有差异，但可以通过对话和合作来增进相互理解。理解与共存、合作与和平的信仰始终是其文明观的核心内涵。

　　基辛格在退出政府工作之后，仍然关注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在其人生的最后几个月依然为中美关系的理性发展奔走呼吁。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中美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与其说基辛格因其对中美破冰的贡献而怀有中国情结，不如说他留于世间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中华文明的欣赏、理解和尊重。

　　基辛格的文明观对未来中美关系及世界秩序的启示

　　尊重文化多样性。基辛格对中国文明有着深刻理解和尊重，这充分体现在他与中国长期的交往过程以及其著作对中华文明的阐述内容中。他认为，中美两国若要长久和平共处，关键在于认识到彼此文化背景的差异，并努力在这些差异中找寻共识。相互尊重文化传统、承认对方价值观念是构建两国信任的基础，这种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态度就像一座桥梁，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与和谐共存。这也是基辛格在晚年仍不断阐述和强调中美合作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重要性的深层原因之一，因为只有基于文明尊重之上的合作，才是坚实且可持续的，才能让两国在面对各种复杂国际形势时保持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他始终坚信，尽管中美关系历经波折，但中美之间的和平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文化层面的相互尊重与包容是维系这种和平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

　　以对话促进理解。基辛格一生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这源于他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他认为不同文明在交流初期可能存在误解，但通过对话，不同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增进理解。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互学习，“我们不应该以脱钩的方式开展下一步工作”。基辛格倡导对话与合作，这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主张双方应积极寻求对话机会，而不是简单地走向对抗，这一原则对于当前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仍然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来化解分歧，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和国际环境的和谐。

　　聚焦共同挑战。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在很多全球性挑战方面有着共同利益。这背后是他文明观的映射。在面对气候变化、疾病防控、人工智能发展等问题时，他看到的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共担。他呼吁中美加强对话与合作，是希望不同文明在共同挑战面前发挥各自智慧，共同制定规范，这是对文明多样性价值在国际事务中运用的深刻理解。今天，在面对诸多全球性议题时，中美两国更应超越分歧，加强合作，共同为解决这些挑战贡献力量，这有利于各自国家利益和世界的稳定发展。

　　倡导包容性国际秩序。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呼吁“采取既尊重人类社会多种多样的特点，又尊重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共同渴望”。他认为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应该是包容性的，允许不同文明和制度共存，这种思想贯穿他参与制定的各项政策之中，包括推动中美建交，体现出他对国际秩序长期战略稳定的追求。这种包容性国际秩序的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深刻启示。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因一时的本国利益优先而忽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多元价值，应遵循包容原则，否则会损害各国的长远发展。只有尊重不同文明和制度，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才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繁荣。

　　基辛格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种外交方式的象征。我们纪念基辛格，是因为对未来世界和平有着美好的愿景，他对世界各种文明的尊重应继续启迪我们寻求中美未来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之道。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