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需要准确把握和深刻领会全会精神，不断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需要持续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7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最新标准，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门槛约为14005美元。从45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3万美元的经济体经验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万美元到3万美元平均需要21年，最短需要11年，最长需要43年。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需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保持合理经济增速。

　　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2013—2023年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4亿人，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13年增长2倍多，但就业质量、收入分配、保障水平等方面仍有待改善。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这些问题，为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充足的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目前，我国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尚未完全化解，极端气候事件等自然灾害频发。无论是防范新的风险，还是化解存量风险，都需要足够的财力、物力保障，需要我国经济保持合理增长，为防范化解风险创造更好条件。

　　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不断做大经济增量，在发展中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维护我国的国际地位，在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持续释放经济增长潜力需要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转化为增长实效需要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经过长期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从供给看，我国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规模经济、制造业系统性、持续升级的要素条件、适宜新业态新模式成长的土壤、与世界深度融合等一系列重要竞争优势。我国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过去十年，我国毕业大学生数量累计超过8600万，资本形成额占全球比重由20年前的7%左右上升至2022年的28%。我国已成为全球经贸联系最广泛的国家，是全球价值链三大枢纽之一。这些优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得到巩固，并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壮大中持续升级。从需求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期，我国仍处在总需求快速释放的阶段，城镇化还有巨大升级潜力，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66.2%，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的水平，中国还有约2.5亿非户籍常住人口，让他们享受到与本地市民同样的公共服务，也将释放巨大需求潜力。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创造更多新需求，2023年中国5G基站数量超过330万个，为2019年的22倍，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接近三分之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火电，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接近1000万辆。将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进一步转化为实际增长的效能，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新的制度供给，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

　　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束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一是要素配置效率还不够高。土地、数据、电力、碳等要素市场制度尚不完善，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制约，地方招商内卷、市场准入制度不统一等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了要素的畅通循环和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创新能力不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30年3%以上的水平，逐步降至近年来1%-2%的水平。这既有基础研究重大突破少、原创性颠覆性创新不足等问题，也有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不能完全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三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7，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0.313。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抑制居民消费能力，导致消费带动生产、流通的经济循环受到一定阻碍。四是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一些企业和地方依法治污、依法保护的自觉性不够。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总体偏低，煤炭消费占比高，碳汇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数量级差异。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为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经过多年的开放，我国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全球第一，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新贸易模式快速成长。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9万亿美元，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规模均位居世界第二。2012-2023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7413.5亿美元，年均增速2.8%。其中，2015-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652.5亿美元。但我国对外开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制造业开放仍存在一些隐形壁垒，服务业准入限制仍然较多，相关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经合组织服务贸易限制指数，2023年我国该指数为0.386，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为0.217。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度融入世界，充分释放我国的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释放经济增长潜力。

　　三、准确把握和推动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各项重点任务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部署，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保护民企合法权益。二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健全土地、资本、技术和数据市场，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三是持续完善产权、市场信息披露、市场准入、信用监管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和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按照《决定》部署，一是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二是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三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四是深化科技体制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充分释放城镇化、绿色化、数字化带来的巨大需求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要按照《决定》部署，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二是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促进平台经济等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三是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四是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要按照《决定》部署，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二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三是持续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四是改善预期管理，加强宏观政策的一致性评估。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面对周边国家和相关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性引资政策，要按照《决定》部署，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相关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和提升服务贸易。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继续推进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完善促进和保障对外投资体制机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