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对于由此产生的削弱消费的作用力，总体上无法做出人为的改变。然而，除了来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应，还有一些与人口间接相关的因素，以及与之关联度较低的因素，也对消费增长具有负面影响。从这些因素着眼打破需求制约，尽可能降低其负面影响，相关政策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一个受到人口间接影响的消费制约因素是所谓的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其中包括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来临，中国经济将在更大的基数和更高的质量上，以相对慢的速度增长。这个经济增长的减速，会从两个方面产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的效应。一方面，经济增量的相对减少，直接限制了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蛋糕”规模。另一方面，较慢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制约着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时，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政策优先地位。

　　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表明，处在不同收入分组的群体，通常具有大不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低收入人群有着尚未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因此，他们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通常会把较大的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经难有未予满足的普通消费需求，他们只会将收入增长的较小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由此可以推论，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具有抑制消费的效应。因此，任何在收入提高的基础上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

　　不难发现其中的政策含义：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变化方向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实质性缩小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仍然可以取得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效果。观察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状况，有助于找到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领域、有效政策措施和实施路径。

　　全国、城镇和农村三种分类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反映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从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2010年以来收入分配总体得到改善，同时，近年来这个改善的效果呈现徘徊趋势，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比如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必须靠更大的再分配力度。其次，全国基尼系数分别超过城镇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在统计意义上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导致整体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应作为政策进一步施力的突破口。最后，城镇基尼系数有回升的趋势，同时城镇收入不平等主要源于高收入群体收入过高，以及人口中较大部分处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较低端。

　　可见，通过目标明确的顶层设计，创造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环境，借助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实施再分配，促进社会流动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是现代化途中不可回避的制度建设任务。与这一长期制度建设相衔接，当前亟待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