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力田(1917—2000年)，黑龙江省同江县人，西方哲学史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十卷本、《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史新编》，另译有《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通信百封》等。
苗力田一生笃信好学，钟情哲思，砥砺学问，矢志不渝。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和治学原则。
哲学史是智慧积叠的山岭
在苗力田看来，哲学史既是哲学理论的总汇，又是思维活动的历史展示。哲学史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理论命题和公式，二是对这些命题进行思考和论证的过程。所以，考察哲学史必须既从理论观点又从历史观点出发，不可偏废。他把哲学史看成是千百年智慧积叠的山岭，每一种哲学形态都是其中一座独秀的高峰，对于人们来说，它是一座瞭望塔、观景台，可以凭借它高瞻远瞩，而不可以把它当成工具箱，指望从中直接找出现成可用的东西，更不可以把其中某一部分抓取出来支配自己的论点。同时，哲学又是对智慧的无尽追求，这种追求很可能最终没有结果，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
在如何研究思想史的问题上，苗力田主张做学问切忌为稻粱谋。在他看来，哲学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对智慧的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智慧。人们可以在哲学研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开拓自己的胸怀，但不要指望从中获得高官厚禄。
“多读、多想、少写”
苗力田晚年在一个笔记本中抄录了成为哈佛大学校训的一句拉丁文古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首先，这句格言强调“人我分清”，也就是不能借着被研究者的观点讲自己的观点。苗力田认为，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以材料为根本，所谓材料，就是哲学论证的过程。一个哲学家所作出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观点是如何被论证的。研究者一定要把别人的哲学观点及其论证过程理清楚。其次，做学问必须严谨。苗力田有一个近乎“苛刻”的观念。在他看来，研究思想史者，功力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50岁之前都只能是打基础。在这个阶段，要“多读、多想、少写”。所谓“多读、多想”，是哲学史专业的特点所决定的。“少写”的原则指的是不要急于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少写”不是不写，而是要下笔慎重。凡论著必反复琢磨、三易其稿。最后，研究西方哲学必须置外文能力于首位。通过中译本可以大略地知道一个哲人的思想，但要进行研究则不可以以各种译本为依据。不懂哲学家的原文就不要写关于他的论文，这是苗力田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通晓英语、俄语、德语、古希腊语，还粗通拉丁文。无论是下放劳动的艰苦岁月，还是八十高龄的耄耋之年，苗力田都一直坚持研习外语，特别是古希腊语。他曾对学生们说，一个理想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应当通晓5门外语：两门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和三门现代语言(英、德、法)，至少也应当通晓一门古典语言和两门现代语言。
“求知是人之本性”
苗力田的学术工作主要体现为经典翻译，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原著的翻译，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翻译基础上的研究和诠释。
在外国哲学研究中，翻译是一项基本功。研究者不仅要能够用原文读懂外国哲学家的著作，而且还要善于用自己的母语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苗力田把翻译工作戏称为“教外国哲学家说中国话”。他常以唐高宗称赞玄奘的对句“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来自勉。
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苗力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翻译原则：一是“确切”，即要忠实地、完整地传达原作者当时的本意。二是“简洁”，即在翻译时不随意对原文加字衍句，严禁任己意去铺陈。三是“清通可读”，即要能被现代读者准确无误地把握。四是“历史感”，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一定要考虑到它的词源学渊源和思想家使用时的特殊语境，不可仅仅从其现代词义出发简单翻译。正是本着这些原则，苗力田翻译或主持翻译了《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通信百封》《古希腊哲学》等著作。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版十卷本，作为国内第一部西方思想家全集的汉译工程，更是苗力田毕生心血的结晶，是七旬老翁披坚执锐，率领初出茅庐的弟子，以愚公移山精神投入的一项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亚里士多德全集》的翻译工作，就是亚里士多德爱智慧、尚思辨精神的具体体现。正如苗力田所言：“古代外国典籍的翻译，是一个民族为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精神营养所经常采取的有效手段。这同样是一个不懈追询、无穷探索、永远前进的过程，求知是人之本性。”
《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后，得到了政府、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誉。但对于苗力田来说，这只是一个好的开端，接下来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之后，八十高龄的苗力田又按照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三个专题，将全集中的相关著作分别进行编辑、校订和注释，构成《亚里士多德选集》一至三卷。与此同时，又和弟子李秋零一起开启了汉译《康德著作全集》的艰巨事业，并写下了总序《哲学的开普勒改革》，临终前还在审阅第一卷的稿件。
苗力田50余年的教学生涯，桃李满天下，数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成就斐然。他一生襟怀坦荡、淡泊名利，为我国西方哲学教育和学术事业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尤其钟情于古希腊哲学、斯宾诺莎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他看来，古希腊哲学的精蕴在于“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而他也正以此为座右铭。因此，他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起的题目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思辨是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