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大概不时地会看到各种“有限责任公司”的标识，可是人们果真理解何谓“有限责任”吗？只怕未必。相反，中国人的观念里，其实向来是一种“无限责任制”，这一文化心理影响之深远，至今不曾消泯。

　　传统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纽带支配的熟人社会，即便是陌生人之间，都会设法建立起某种“虚拟血缘关系”或“拟亲属关系”，哪怕是在现代的生意场合初次见面，仿佛叫声“哥”、“姐”，就能把关系拉近三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紧密的彼此连带的关系之中，难以摆脱对他人的责任——就像无论你的父母做了什么，他们都仍是你的父母。

　　在大部分社会，血亲复仇之所以是刻不容缓的责任，就是基于这种无限责任的逻辑：不论如何，你有义务为亲人复仇，而如果你的亲人做了错事，你也就自然有可能被连累而成为他人复仇的对象。古人所谓“株连九族”，其背后的逻辑就是每个人都对最密切的亲友负有无限责任。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往往是家族纽带支配了社会关系和财产，其结果是家庭和血缘关系自然地融入商业实践中，因为说到底，商业实践只是社会运作的一部分，自不能例外。按科大卫在《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所说的，“人们一般认为，像中国这样在庇护关系下运作的企业，没有采取有限责任的必要性”。传统中国的企业组织不是独资就是合伙，而不像西欧是以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面向整个社会（那意味着陌生的公众）募集资本；这带来的弊病就是社会资金难以累积与集聚，而且，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所有者通常要对债务负有无限的责任。

　　经济史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有限责任是现代大企业兴起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下，投资人只以自己投入的资本对企业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这就确保了他不至于一次投资失误而倾家荡产，给了投资人第二、第三次再起的机会，个人可以受到保护，而且有限责任制必然伴随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布罗代尔和韦伯的研究已表明，有两套自成体系的商业运作体系：其一是家族企业、私人网络与传统的会计方式，其二则是股份制、有限责任与成本会计的体系。后者实际上是从西方的“陌生人社会”中生发出来的现代制度。

　　这与中国社会、与当下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关系。

　　虽然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但不能不说，在许多层面，我们并未领会现代化的精神。“有限责任”为何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在运作中发展信用制度、给予专业团体和个人保护的基石——一个复杂分工的社会中，每个专业人士都只能负担有限责任，这是发展专业能力和工具理性的起点和必然结果。

　　这乍听起来有些抽象，那这么解释吧：在明清时代，即便是广州十三行富甲天下的买办，也承受不起所从事的商业领域的风险和不稳定性。因为那时按照惯例，他们负有无限责任，一旦有任何亏损，他们哪怕倾家荡产也要赔起来；而任何这类亏损累积起来，总不免导致其经营恶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少有中国的传统大企业能一直不断壮大的原因之一。

　　不仅是商业领域，此种观念实际上渗透进社会的诸多领域。这导致了一种格外不幸的现象，即国人常对某人寄予无限期望，而另一些时候又将所有责任和罪恶都推到某人头上。明末辽东的第一次宁远大战中，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城内百姓大骂袁崇焕害人；而当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视为救世主一般。这种情绪反应的两极化，正是无限责任的产物，人们常常很难辩证而冷静地看待一个人在事件中的作用：他只应对他所承担的那部分负责。

　　这种心理并未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而消散，相反时不时总能看到它浮现，在医患关系中表露得尤为明显。医患冲突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民国时代便已相当激烈。现代的医疗体系潜在地便要求病人家属接受某种“委托—信任制”，即将自己的亲人委托给专家治疗，并信任其凭借专业能力救治，而自身对这一专业领域并不懂行，即便再着急，也只能在手术室外等着。这一点，中国人早已渐渐接受，但另一方面，病人家属在心理上仍希望能遇到某位“神医”，而一旦未能治愈，便归罪于医生本人。

　　早在1930年代，医师范守渊便已指出：当时西医师对中国病人的一大不满，就是“病家希望医生所负的责任过大”，“有许多病家，往往把医师当作‘仙人’看待”，能治好时感恩戴德，不能治好时则百般闹事。由于医患双方对医师责任的不同期待，由此引发了层出不穷的医事诉讼。医生愿意“负责”，但却绝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医疗责任，这其中“责任”的合理边界在哪里，便成为双方相互摸索的模糊地带，其所酝酿的摩擦与冲突，直到今日都未消弭。

　　范守渊所强调的，便是某种“有限责任”：“多数病家，不明医疗真相，以为每医师均负有愈病之责，却不知医师在责任上说，只能负医疗之责，而断无负愈病甚至有病必愈的非分之责的。”也就是说，病患家属所期望的，是医生负有“把病治好”的责任，这实际上是从诊疗结果而推出的一种无限责任，因为没有哪个医生能夸口包治百病；在他看来，医生应负的是“治疗过程”中在技术上的责任，即便病人没救活，但如果病人原本得的就是绝症，救治过程本身无误，那这就不是医生的错。

　　然而问题在于，病患家属只知道结果，而并不懂得救治过程中的技术——就像萧伯纳说的，“任何专业在外行看来都像是针对他们的阴谋”。不幸的是，正由于中国的病患家属惯常以治疗结果来判断医生的医术，所以明清时代的许多名医为了维持其名声不坠，经常“择病而医”，小心翼翼地全力避免接到“死症”，以免一旦遇到已经难以回天的患者，自己惹祸上身。这最终造成了一个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因为在一个个人无法得到保障的无限责任制下，明哲保身的办法就是避而远之，“老子不干了”。

　　的确，这种“有限责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常常仍是有待厘清和探索的。但这方面的反思，难道不能给我们以一些启发吗？如果医生尚可“择病而医”，那么政治家却不能选择降生在哪个时代。如果晚清中国得的也是“绝症”，那么李鸿章这个“医生”没能“治好”它，是否也应负起无限责任？我们可以指责他没能把可做的做好，但却不能将不切实际的期望落空都归罪于他，就像医生不是仙人，危机中的政治家也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