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胜利与失败中切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当时，党内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机械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一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导革命斗争。早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完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他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精辟分折，指出它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在革命高潮时要发生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成为革命的敌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以后，革命处于严重危急的关头，他到湖南考察了22天，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很短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和陈独秀等人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农民运动，致使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进攻面前孤立无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在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在湘赣边界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领导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研究中国国情，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农村调查报告，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党内先后发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他们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械照搬苏联经验指导中国革命，提出通过举行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一省或者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由于这种主张严重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损失了将近百分之百，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正是有了北伐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些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才从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切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曾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他说：“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从1935年开始的。这和当年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第一件事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我们党经过两次国内战争的锻炼，已经由幼年走向成熟，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自己的问题，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必要的主观条件。
第二件事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严重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面对严峻的世界局势，共产国际进行了重大政策调整，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强调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并批评了这个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要求把实际工作的领导权集中于各国党，在局势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各国党可以依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结合本国情况独立自主地提出政治任务和制定必要的斗争策略。大会宣布，共产国际以后一般不再直接干预各国党内部的组织事宜。根据这一决议，七大停止召开执委会全会，撤消了地区书记处和地区局，把派遣国际代表的制度改为由执委会同各国党最高领导人直接联系。共产国际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这种变化，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之后，根据中国情况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条件。
但事情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中国共产党不能适应国共合作的新环境和新任务，认为必须要派出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年11月，一向受共产国际器重的王明被派回国，并在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提出批评。会后，王明等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又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右倾错误主张。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情况，以及中共所采取的方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大纲，又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这对于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实际情况和中共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定，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7月初，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接见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王稼祥回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推进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撰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创造性地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著作主要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著作和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代表性成果。除了毛泽东同志以外，当时党的领导人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学术界的艾思奇等同志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贡献最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代表，所以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便自然地与毛泽东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中间曾经有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等多种提法。经过选择，最后统一起来，称为毛泽东思想。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给予了科学的界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系统的概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以及毛泽东同志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进行这项事业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初次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总结。这次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不但已经成熟并且被全党公认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全党，共同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党的事业在党的七大以后蓬勃发展，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向前推进，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的稳步向前推进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政策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伟大成果。
以苏为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向前推进
1956年，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必须回答的主要问题。根据先前经验和初步实践，机械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由调查研究入手，开始探索解决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这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毛泽东同志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边调查边研究思考，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次调查同苏共二十大正巧是同一天开始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对毛泽东同志思考中国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围绕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这一基本思想，论述了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十大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思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梳理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他从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党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代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任务。第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特别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是我们确定中国革命任务、对象、动力等的基本依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也就是通过对中国实际的研究，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行动;提出坚决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和做法，反对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新鲜活泼的，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等等。这些理论和方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第三，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毛泽东同志又及时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苏为鉴、探索解决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次探索虽然出现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第四，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闫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