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历史取向表现为一种经过实践反复验证、为历史主体所主动选择的正确方向。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不断进行的历史事实，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认可的一种价值取向。

　　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古文化有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晋南豫西形成更具包容力和影响力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夏朝的都城所在地。夏之后，出身东夷的殷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更加恢宏博大的殷商文化。源自西北而又与羌、戎部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周人继之而起，发展了影响深远的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也极为辉煌的时代。三代的历史，也正是各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这段历史，不仅奠定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也早早地确立起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

　　秦统一中国，建立起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大一统政权，不仅有效巩固了春秋战国五方之民互融互鉴的历史成果，也为中华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和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和社会动荡是历史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既广且深的民族融合。经过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鲜卑等一批古代民族融入中原，他们的民族文化也汇入了中华文化的洪流。正是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汇的基础上，一个国土广袤、典章焕然、精神振拔的大唐盛世屹立于世。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不断有新的民族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有新的生产技术得到发明和运用，不断有新的文化融入中华文明血脉，中华民族也因此日益发展壮大。

　　在中华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东奔西走、南来北往，走出了中国历史上几条著名的走廊，如河西走廊、辽西走廊等。这些走廊既是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也是经济文化交往交融的通道。它们犹如一条条粗壮的血管，把中国的山山水水连在了一起，也让中华各民族的心跳在了一起、血流在了一起。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共融共通的价值取向。中华文化不提倡固步自封，而是讲究兼收并蓄，坚持有容乃大。先秦儒家经典《论语》开篇有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深刻反映出中华民族热爱学习、善于交往、乐于共享的文明底色。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传为佳话，同样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也被视为雄才大略的“圣人之道”。唐代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和亲，给青藏高原带去了谷物种植技术、汉文典籍以及佛教造像。唐代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感慨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与此同时，藏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原，白居易诗云：“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长安仕女的时髦妆容就源自对吐蕃妇女的效仿。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流落海南，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进而在长三角地区推广传播，这是交流促成创新的生动例证。正是在这种长期而频繁的交往交流中，各民族血脉交融，逐步形成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我国长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和突出优势。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也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后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各民族才能紧密团结、相互支援，共同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我们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团结融合，着眼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