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中国与西亚地区的丝绸之路,不但为双方的物产互通有无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两地之间的文化交往开辟了重要途径。沿着丝绸之路行色匆匆的不仅有漫长的驼队和商人,还有诗人、学者、僧人、官员、工匠、医生、艺术家和旅行家,各国物产和人员的交流把不同民族的文化带往遥远的异域,从而推动了亚欧大陆的文化传播。
西亚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两河流域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城市和国家。在早期,西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到波斯的萨珊王朝解体为止,双方的这种交往日益广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玻璃工艺品。玻璃制造最早始于西亚北非,春秋战国以后,西亚玻璃通过中亚、南亚陆续输入中原。在春秋战国出土文物中,有700余件玻璃珠,其中多为产自波斯的蜻蜓眼式圆珠。(2)雕刻。伊拉克的一些雕刻形象传入中国,如著名的亚述狮雕艺术。1977年在中山王陵中出土了具有西亚艺术风格的错银双翼铜神兽、错金银神兽。(3)魔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遣副使到安息,安息使者带犁轩眩人随同抵达长安。犁轩即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眩人即魔术师。张衡在《西京赋》中曾以华丽的笔触描绘了来自异域的魔术、杂技。(4)乐器。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空侯(竖琴)的民族,包括立式、卧式两种,古巴比伦人又发明了角形竖琴。汉代中国已有卧式和立式角形空侯(又作“箜篌”),可能分别经由古代柬埔寨和波斯传入。琵琶和胡笳同样发源于两河流域,后传入波斯和西域,再进入中原地区。(5)挂毯和纹饰。有图案的挂毯最早见于亚述石刻,后传入波斯、中亚和印度。波斯挂毯、铺垫流入中国后,同时也把起源于伊拉克的纹饰介绍给了中国,如莲花纹饰、塔松纹或松杉纹。(6)建筑。伊拉克和波斯的筒拱建筑于公元前1世纪最先出现于中国陕西和河南,代替了当地墓葬中的梁板式简支结构,后者到东汉末已消失于黄河中游。公元3世纪,辽宁汉墓中也率先出现了模仿萨珊风格的马蹄形券洞。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一些生产技术也传入西亚,如养蚕技术。这一时期中国对西亚的影响还体现在经丝绸之路运入当地的各种中国商品上,它们对于丰富当地人民的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日后西亚丝织工业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朝大体上与西亚的四大哈里发和阿拉伯帝国(中国古称“大食”)的前期处于同一时代。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西亚的影响大大加强,尤其是在技术方面。(1)瓷器制造。瓷器是中国输出的大宗产品。从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伊拉克以巴格达和萨马拉的窑场为中心,烧制出了各类精美陶器,如多彩釉陶器、白釉彩陶、拉斯达彩陶等。这些“阿拔斯陶器”的某些装饰技法明显受到了唐三彩、唐白瓷的影响。伊拉克和波斯生产的陶器在伊斯兰世界负有盛名,甚至少量向中国出口。(2)火药和火器。公元8—9世纪,火硝传入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8世纪中叶,巴格达炼丹家查比尔·伊本·海扬用硝酸制得王水。9世纪中叶,在巴士拉开采的Shuraj就是“硝”的译音,硝被用于炼丹、制药及陶器、玻璃制造。(3)造纸术。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将造纸工艺传到阿拉伯帝国。继撒马尔罕之后,约公元792年巴格达开设了伊斯兰世界第二家造纸厂,尽管其纸质仍不如撒马尔罕纸。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在位时,大臣哲耳法尔下令政府机关一律用纸张代替羊皮纸。(4)炼丹术。公元8世纪,中国的炼丹术成为阿拉伯炼金术的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被尊为阿拉伯炼金术祖师的巴格达炼丹家查比尔曾任王子的老师。追求点金之术的查比尔制成“哲人石”,并在自己的著作中转述了中国制作还丹的方法和理论。(5)丝织、装饰图案和绘画。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还把丝织技术传入阿拉伯地区,当地的丝织业因此有了长足进展。公元12世纪巴格达出产的条纹绢便借鉴了中国纹样。公元8世纪时,中国工匠也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带到阿拉伯。在公元836年被确定为阿拔斯王朝新首都的萨马拉的修建过程中,一批中国工匠参与了城市建筑的壁画创作。
唐朝时西亚文化继续传入中国,其重要者有如下方面。(1)阿拉伯马。阿拉伯马为享誉世界的良马,大食使节曾多次向中国宫廷进献。如公元753年,阿拔斯王朝使节向唐朝献马30匹。(2)医药。中国从阿拉伯地区输入各种香药(香料和药材),包括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苏合香、葫芦巴、丁香、阿魏、诃黎勒、珍珠、龙脑(冰片)、龙涎香、木香、蔷薇水等。《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及《新修本草》等医书记载了很多阿拉伯药材及其运用,表明了中阿医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3)天文学。古巴比伦天文学是西方天文学的渊源,其中的太阳运动理论、行星运动理论以及天球坐标、月球运动、置闰周期、日长计算等内容的踪迹均出现在隋唐的几部历法中,如隋朝的《皇极历》。(4)文学。著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天方夜谭》以阿拔斯王朝的繁华作为背景,故事多次提及中国,一些故事把中国作为主人公活动的中心舞台,中国成为阿拉伯人向往的理想国度。此外,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有相近内容,如哈萨克族的《四十个强盗》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一些学者还指出了该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如书中《能言鸟》与《狸猫换太子》的脉络相近,而辛巴达的故事则在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广记》的异域故事中有所呼应。
总之,汉唐时期中国与西亚之间通过丝绸之路构筑起了一条文化的交往大道,双方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并且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交往在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对亚欧大陆的文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体现了文明互鉴的真正价值。
(作者:黄民兴,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