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明年经济的看法。我觉得比较悲哀,有那么多聪明人在思考明年、下半年、下个季度、甚至下个月怎么样,我们老是被短期的问题牵着。当政策着眼点是下个季度或者下个月的时候,带来的长远结果恰恰是坏的。我们在这上面浪费了过多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我批判用三驾马车的方式分析经济问题。大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但这基本上不会带来好日子。经济真正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大家思考的不是这些问题。
消费和投资是事后统计出来的数据,统计国民收入中有多少比例是用于消费和投资,如果倒过来把它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就完全本末倒置了。这一点我已经重复强调了十多年。
消费本来是人类生产的目的,现在居然变成生产手段,为了保生产而促消费,消费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再看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改善和未来经济的发展,有好的投资才有技术提高和生活改善,但现在是为保增长而投资,那具体投什么就无所谓了,只要用钱砸出数据就行。
再比如贸易,按照三驾马车理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增长。如果进口大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里,专门有一个统计,三驾马车对GDP的贡献占比情况,贸易的贡献有时候为负,出现负数就是因为贸易逆差。按照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把贸易都取消掉,因为这样至少不会给经济带来负增长。而贸易真正的好处是让每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比较优势得到发挥,促进分工进一步深化,激发出人们的创造力。
所以,当我听到大家都用三驾马车来分析中国经济时,我特别不舒服,用数学公式、统计恒等式来倒推该刺激多少,很荒唐。我们成天倒过来想问题。
王波明:我们预计今年全年GDP增长将在3%左右,未来如何让经济潜力释放出来,肯定离不开企业家的努力。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现在企业家缺乏信心,如何让企业家重拾信心?
张维迎:光说大家要有信心很容易,但做起来不容易。有时候空话说了一堆,不一定能鼓舞大家的信心,实事只要做了一件,就能提升大家的信心。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种体制环境,包括舆论环境,使企业家觉得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十多年前我讲过一个比喻,有两个人,一个在牢里,他知道有人准备救他,另一个人在牢外边,是自由的,但他知道有很多人在追捕他。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个更有信心?第一个人肯定心情更好,即使他眼下处境艰难,但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现在还要看到一点,再怎么努力,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有9%、8%的增长。为什么以前会有那么高的增长率?很简单,在我看来,那时候我们靠的是套利型企业家,因为人家已经把技术创造出来了,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有需要,中国有这么多人口,照搬过来就能赚钱,经济就高速增长了。
现在这套逻辑行不通了,能照搬的照搬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必须要靠企业家创新,这就比较难了。没有一个国家主要靠创新经济能实现8%、9%的经济增长,甚至3%以上都很难,英美的发展史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心态要调整。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能够保持3%的真实增长就挺好。
王波明:中国经济如何重新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张维迎:温故知新。回想80年代、90年代,中国经济如何从破产边缘走出来?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地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使老百姓觉得有追求,使他们觉得命运可以掌控。如果我的命运主要由我自己掌握,错了我都不怪谁,我只怪自己,我就会有信心。
我想起1993年有这样一句话,有些广东年轻人夏天穿个背心,背后印了几个字:“点背不能怪社会”。也就是说,社会给你创造好了环境,你没有做好要怪自己,是这种精神。现在是一旦自己不愉快都去怪别人,而且也只能怪别人!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们要思考。
所以,让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这种事经过市场检验,能给别人创造价值,经济自然就好了,就上去了。3%的增长率就挺好,所有人都会实实在在受益。
未来的经济依靠企业家创新,创新对体制要求非常高,创新需要长线眼光,大家需要对未来有一个稳定预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正夯实体制的基础。就国家层面来讲,应该考虑明年的体制是不是比今年更好,是不是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
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