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何只有他成功改革中国?

　　当邓小平于1992年让位时，他已完成难住中国诸多领袖一百五十年的一项使命：他和他的同僚找到了一条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并巩固这个国家的道路。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主导了中国自身——包括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性质、中国的治理体制以及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型。事实上，在邓小平领导下发生的那些结构性变革甚至可以说位居自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形成以来最根本性的变革之列。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元性、当时世界性机构的性质、全球体系向中国分享其技术和管理技巧的开放态度、以及为数众多富于创新精神、辛苦劳作的人民的贡献，塑造了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更确切些讲，在那样一个转型时代，邓小平作为掌控全局者，他整体性地提出改革的想法，并以其同僚队伍和民众能接受的进度和方式，将那些想法呈现给他们。在社会经历剧变之时，他从最高层施以坚定不变的援手，这给社会带来了信心。他是问题解决者，想方设法为那些会牵扯到中国和中国之外各方因素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他帮助培育了一个强大的治理结构，甚至当中国社会努力适应基层新的快速演变的局面时，这个结构仍能保持对局面的控制。在区别轻重缓急并设计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时，他承担了引领这一过程的领导角色。通过向公众描述他们所面对的整体局面，以及为应对这一局面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措施，他得以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向他们解释政策。他支持给予专业人士——科学家、经济学家、知识分子等足够多的自由，这样他们可以放手开展工作，但当他惧怕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被毁掉时，他也对他们的自由施以限制。在改进与其他重要国家的关系并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方面，他扮演了核心角色。

　　邓小平在开启这一历程时也曾面对诸多巨大的难题：1.中国对全新思维方式一窍不通;2.“动荡”期间遭到打击的人与打击他们的人之间存在严重分裂;3.民众仇恨帝国主义者和外国资本家;4.在城市和农村，保守的结构根深蒂固;5.城市居民不情愿接纳超过两亿的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6.一些人依旧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其他人已变富裕，这两种人之间有不和。他是如何解决的?只因在他肩负起从整体上掌管中国的转型这一重任时，他也拥有巨大的优势：

　　他拥有一批身经百战的高级官员，这些人与他持有共同的看法：深层次变革是需要的。他的时代，整个世界形成了开放的贸易体系，其他国家乐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技巧，并欢迎中国进入国际体系当中。邓小平还拥有使他有能力引领中国转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好些个人素质。权威、自身经历的广度和深度、战略感、信心、人脉、以一定的成功来掌管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政治判断力——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极少数的。

　二、他让中国真正参与到世界大家庭之中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从未成为全球性国家或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而是一个亚洲的区域性国家。指导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是“天下秩序”，在这一秩序之下，中国外围的小型政治实体向中国这个“中央王国”纳贡。其他这种政治实体由此承认中国的文明优于围绕中国的那些地方。作为交换，中国同意，中国之外的那些政治实体可以保持自治局面，与中国和平共处。在当时，绝少有哪个中国君主对于将中国的触角扩展至亚洲大陆之外有什么兴趣。

　　十五世纪，曾有短暂一段时间，中国确实允许建造航海用的船只，海军将领郑和率领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最远到达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是后来的几个皇帝不但禁止那种长途远航，甚且阻止建造航海用的船只。对他们来讲，在中国未有与其海岸之外的地方有联络的情形之下，管理中国漫长边界之内的事务已足够困难。1793年，英国使节马噶尔尼到达中国，提议开放贸易，乾隆皇帝的著名答复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晚些时候，在1839至1842年间以及1856至1860年间的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强迫中国向它们开放沿海一些港口，但中国当政者对于在其亚洲的陆地边界之外扩展其触角，实际上没有表现出主动性。工业革命为西方国家带来了的新的动力，而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有效应对挑战。因为中国孱弱的回应，西方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支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支配了中国沿海的工业和贸易。一直到邓小平这个时期，中国才真正参与到世界大家庭当中，成为国际组织、全球贸易、金融体系以及各行业公民关系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一员，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员。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以及每一领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努力事项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邓小平退休后中国又花了近十年时间才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备工作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启的。1978年，当邓小平成为杰出领导人时，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额总计不到一百亿美元;不到三十年，这一数字增加了一百倍。1978年，中国鼓励美国接收几百名中国学生;到邓小平去世后十年，大约有140万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并且大约39万人已经回到中国。到1992年，为在全球知识交流和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积极角色，中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基础性的进步是在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期间取得的。邓小平时代，为适应其新的全球角色，中国经历了扭转内部制度的剧烈变革，中国领导人利用了1930年代使用的一个术语，称其为“接轨”，意思是将不同直径的铁路连接起来。1980年代，中国人用这一术语描述中国正进行调整，以参与国际组织和各种全球性体系当中。到1980年代晚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开始迅猛扩张，外国人的旅行不再被限制在某些区域，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可以直接与外国公司打交道。始于经济特区，并在1984年扩充到十四个沿海地区的实践已在全国铺开。中国的各种机构开始与国际接轨，以适应外国实际：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不得不学习外国的法律、会计以及组织方法。大学和中学先前将其毕业生送往国外，现在他们开始开办培训课程，以帮助其学员应付进入国外机构所要求的入学考试和其他项目。中国运动员的教练开始集中精力为国际体育比赛提供最好的竞赛选手。符合国际标准的旅游设施遍地开花，用以接待国内和外国游客。国内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能接触到最初生产用来出口的产品。正如二战后美国为巩固其全球强国角色而扩充其学术和研究机构，在邓小平时代，学术和研究机构也在大规模扩充，这加深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理解。相较于其他大国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在推进自己国家的全球化方面，邓小平比这些国家的领袖做得更加大胆和彻底得多。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得到延续，但基础性的进展是在邓小平退休之前取得的。

　　三、国际关系：邓小平的遗产

　　中国经济非同寻常的快速增长——开启于邓小平治下，并由其离职时的最终一搏即南巡进一步加速。基于此，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其经济规模可与美国平起平坐时，中国将如何作为?假若邓小平还活着，他会做些什么?就国际方面的争议而言，邓小平倡议：搁置那些争议，让更聪明的人在将来和平解决。重要的是保持与其他国家整体上的良好关系。邓小平提议，与其邻国保持和睦关系并集中精力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这一关系开始于1974年邓小平对法国的短期访问，及随后一年进行的国事访问;他不仅在1978年改善了与日本的关系，并作为中国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访问日本，而且他还支持两国间的文化发展;他正常化了与美国的关系并为加强美中关系而成功访问美国;他开启了与韩国的贸易并为紧随其南巡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他的一项最卓越的成就是，在三十年紧张关系之后，中国在1989年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总而言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面对如今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所留下的遗产显然重要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