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一桥大学学习过，是我的学长。我非常赞同杨学长的发言，甚至我的看法比他要更激进一些。

　　我认为，数字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态。中国经济今后要获得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数字技术和其他经济部门的无缝融合，做到互相赋能，共同进步。从我在日本学习工作和回国工作生活的经历看，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抓住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非常重要。

　　重硬轻软的陷阱

　　日本的平成时代，指从1989年到2019年间的30年时间。这个年代，日本面临国内国外的众多重大变局。国际上，东西冷战结束，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互联网浪潮风气云涌。而日本国内，人口开始下降，国内市场饱和，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

　　平成时代30年间，日本GDP平均增长率为1%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比美国高。但2000年以后，日本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拉大。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经验教训也非常多。但笔者认为，“重硬轻软”，即对传统制造业过分适应，对新兴互联网等行业的对应滞后，在数字经济时代没能成为和中美并列的引领者，是平成时代日本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5年前后，笔者曾在日本一家大型银行总部工作。有银行职员在讨论互联网企业时用到了“虚业”这个词。当时的日本把制造业称之为“实业”，把新兴互联网企业称之为“虚业”。这种两分法，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国民的普遍心态，认为制造业比互联网行业更靠谱一些。

　　而日本国民将数字经济归入“虚业”的观念，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起步时就已经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社会心理，就和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通过制造业打败欧美有直接关系。

　　二战后，日本社会所推崇的一直都是制造业大企业当中的人，优秀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以进入几家大型日本企业为荣，其次是广告公司、电视台等机构。日本特有的终身雇佣制，确保了年轻人按部就班在一个行业学习、发展、晋升。

　　事实上，笔者认为，2005年以前的日本互联网行业基础，比中国要好。这是因为个人电脑普及率、网络的质量、物流系统以及信用卡普及率都比中国好。

　　与此同时，日本一直非常在学习和模仿美国：美国有的，日本马上学习和跟踪，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日本乐天(Rakuten)就成立于1997年，和网易成立于同一年，比腾讯、阿里巴巴要略早。可见，中日互联网行业起步时间其实差不多。

　　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日本存在严重的“重硬轻软”现象。这使得日本的数字经济只能一条腿走路，非但无法快速追赶美国;2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差距也已十分明显，甚至比GDP规模差距还要更大一些。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精英要么选择去华尔街，要么选择去硅谷，两股人才潮流的交汇，推动了美国科技产业在21世纪后期的迅速壮大，客观上击溃了来自欧洲与日本科技产业界的挑战。

　　在那期间，只有产业基础远不如欧洲和日本的中国，存在类似美国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海内外精英同时扎进互联网行业。他们创办的互联网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网易都成为今天重要的数字龙头企业。

　　不可否认的是，2007年第一代苹果智能手机面世之前，作为数字经济中的硬件制造产业，日本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但面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对应稍微慢了几年，造成的后果却是长期的。

　　直到2005年前，日本主流社会舆论对互联网的看法还是“虚业”。日本知名大学毕业生到网络公司，还不是很普及的现象。工资待遇比较高的综合商社、电视台、广告公司、知名制造行业的大企业，往往是日本大学生最想进的地方。美国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优质的人才，但本国优质人才流入的滞后，也成为掣肘日本互联网行业没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这些都意味着，日本失去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可能再回来了。

　　摆脱“虚与实”的二元对立

　　反观今日的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可以被视作数字经济的领头羊。其发展路径表现为，以发达的消费互联网牵引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继而推动中国进入大规模的产业数字化阶段，由此也提升了数字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规划方案》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于2022年突破50万亿元，占GDP比例超40%，总量差不多是日本GDP的1.5倍。

　　数字经济中的硬件与软件，有点类似人体中的肌肉与大脑，硬件产业强，显示出肌肉发达;软件产业强，则意味着头脑发达。

　　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开始，软硬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开始显著加速。最典型的案例即GPU的出现。因为用户对游戏画质要求的提升，催生GPU的出现;而近期出现的ChatGPT，则让英伟达的GPU价格一路上涨，英伟达的股价也出现疯狂涨幅，曾出现一天涨出一个“阿里巴巴”的现象。

　　从iPhone到新能源汽车，再到ChatGPT，日本并没有缺席，但都无法像2000年之前那样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背后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日本社会各界对互联网报以“虚业”之态度，也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影响了整个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及社会声誉的塑造。

　　相比日本，中国在互联网产业兴起阶段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2016年后，国家才开始对介入对互联网企业的“强监管”。

　　但监管和发展并不矛盾。更何况在全球经济低迷，产业增长乏力的今天，来自数字科技巨头的创新，实际上变成了全球走出当下危机的一股关键力量。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22年底在微软支持下推出的ChatGPT，一方面被各方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成为拉响美中日欧下一步角逐的号角。

　　对中国而言，过去数年里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方式，已经从集中式走向了常态化。无论是对保护民营企业的强调，还是对平台企业赋予新的职能，亦或是对数字经济的高度认可，都在释放相似的信号：希望中国的科技巨头能够轻装上阵、重启旗鼓，完成重要使命。

　　从这层意义上看，杨伟民的演讲内容才令人触动，也希望中国社会主流舆论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不要陷入“虚与实”的二元对立陷阱。毕竟，邻国日本的教训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