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回顾
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全年GDP同比增长3%，比年度增速目标低2.5个百分点。总体来看，经济走势呈现出V型。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开端良好，第二季度是本年度中国经济的底部，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和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经济已越过谷底，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相对于第二季度实现大幅回升。具体来看，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同比增长4.8%;第二季度受国内疫情反复的影响，经济受冲击较大，但随着国内稳增长措施密集出台，第二季度经济实现正增长;第三季度国内疫情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再现，国内外需求偏弱，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各项稳增长政策再度加码，助力国内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第四季度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转变迎来感染高峰，国内消费和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经济增速再度放缓，同比增长2.9%。
(一)供给端
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比2021年低6个百分点。在新冠肺炎疫情、美元加息和俄乌冲突三大利空因素共振影响下，叠加内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家通过落实稳增长一揽子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加大财政支持，支撑企业生产稳步恢复，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分季度看，工业产出在疫情扰动频繁和稳增长纾困措施持续发力下产生剧烈波动。第一季度工业产出在前期稳增长政策发力下实现正常增长，第二季度工业产出在疫情冲击下经历先入低谷后迅速回升的过程，第三季度工业产出则在政策支撑下明显恢复，第四季度疫情的再起以及地产行业的持续低迷拖累了工业生产。分部门看，处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增加值在年初贡献最大，其中高技术产业更是亮点，但随着疫情反复冲击叠加地产行业下行，其贡献逐渐回落，也致使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长放缓。此外，2022年产业结构继续调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长稳健，新经济对整体经济的引领作用显著。
(二)需求端
消费方面，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0.2%，比2021年低12.7个百分点，整体呈现先降后升再小幅下降的走势。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局部规模性反弹的影响，全年消费增速表现出急降缓升的走势特征。年初疫情好转，消费恢复加快并达到年内高点，但伴随2022年3月以来新一轮疫情的持续蔓延，持续的疫情防控导致服务类消费、线上消费均受到较大影响，进入下半年以来疫情总体有所好转但局部地区反弹接连发生，消费增速虽有回升但较为缓慢。第二，消费内部呈现明显分化。一方面由于疫情对灵活就业的、聚集在服务业中低技能的中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导致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消费呈现明显分化;另一方面疫情的长期存在使得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上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必选消费品由于缺乏弹性，整体消费未发生太大的波动，但是可选消费品受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较大。第三，汽车消费成为抑制消费稳步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严峻的疫情形势导致部分车企停工停产，汽车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叠加物流阻碍使得供给端承压，同时油价和车价上涨、许多企业裁员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需求端不振。
投资方面，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1%，比2021年高0.2个百分点，整体呈现逐步下滑最后企稳的趋势。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受2021年同期高基数效应的影响，投资增速呈现逐步下滑企稳的趋势。由于2020年第一季度的低基数导致2021年同期具有高基数，从而对2022年产生了高基数效应，但随着该效应消退，投资保持平稳增长，增速围绕6%上下波动。第二，投资结构出现分化。在各项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基建投资持续改善，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而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走弱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投资增速。第三，由于疫情反复导致经济修复放缓、需求不振，共同造成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民间投资增速整体较低。
进出口方面，2022年中国出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7%，比2021年低22.62个百分点，进口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1%，比2021年低28.95个百分点。出口方面，出口增速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增长速度逐季降低。2022年中国对外贸易平稳开局，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但国内疫情扰动频发，疫情成为影响上半年出口的重要因素，随着疫情得到控制，进出口稳步回升。此外，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保持增长，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贸易伙伴，同时机电产品在中国出口中占主导作用。进口方面，进口增速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增长速度逐季降低，尤其是2022年6月份以来进口增速持续位于低位，疫情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此外，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发达国家流动性持续收紧，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回落，进一步削弱价格因素对进口增速的拉动，但RCEP的落实支撑了中国的进口，东盟是中国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
(三)价格
2022年CPI同比增长2%，比2021年高1.1个百分点，PPI同比增长4.1%，比2021年低4个百分点。2022年中国价格形势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分化特征，在猪周期反转、疫情散点式反复和低基数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下，2022年CPI同比增速中枢表现出明显上移，呈现低开高走、逐月抬升的走势特征;而受全球大宗商品高位回落、疫情带来的供给冲击、市场预期转弱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PPI同比增速中枢表现出明显下移，呈现高开低走、持续下行的走势特征。总体来看，两者呈现完全相反态势，从上半年开始的“剪刀差(PPI-CPI>0)”使得中下游企业利润整体承压，到下半年逐渐反转形成“逆剪刀差(PPI-CPI<0)”使得中下游企业利润有所修复。
(四)货币金融
新增人民币贷款方面，2022年全国新增人民币贷款21.31万亿元，比2021年同期高13 600亿元。2022年人民币贷款表现出如下特征：第一，人民币贷款总量多增，但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2022年以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共同维持信贷规模稳步增长，但国内疫情的持续扰动导致经济运行减缓，市场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减少了对长期信贷的需求。第二，部门结构差异显著，居民户和企事业单位形成鲜明反差。由于疫情反复引致不确定性增强，导致居民户增加预防性储蓄，同时疫情引起经济增速波动，人均收入同样受到了不利冲击。在收入不稳定的前提下，贷款性支出相应受到抑制，而企事业单位在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下表现较好，由此形成反差。第三，由于整体市场预期偏弱，信贷需求较往年普遍不足，在各类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季末信贷冲量效应显著，导致季节性波动大幅高于往年同期水平。
M2方面，2022年广义货币(M2)余额2 664 320.84亿元，同比增长11.8%，比2021年高2.8个百分点。从M2与M1的同比增速差来看，全年增速剪刀差基本维持在较高水平，并有扩大趋势，表明2022年以来M2的高位增长并没有大幅带来存款的活期化，由此反映出不确定性对需求端的影响依然较大。这种现象显示出疫情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在持续增加，不仅包括居民的储蓄，也包括企业的定期存款。此外，2022年以来房地产销售的持续低迷以及疫情防控引致的微观个体参与经济活动的频率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M1同比增速与M2同比增速的背离。从社融与M2的同比增速差来看，自2022年4月以来社融扩张速度持续弱于货币扩张速度，且增速差在持续扩大，预示着资金流动性持续充裕，在疫情等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只存不贷、融资需求低迷现象较为显著。在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信贷需求和货币宽松的错配现象较为严重，金融市场的资金在持续空转。
人民币汇率方面，2022年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走势主要受美元持续走强的影响，走势呈现整体回落态势，国内疫情扰动、美联储持续加息和国内以我为主的稳健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制，人民银行陆续出台相关政策，稳定汇率市场信心，防止人民币暴涨暴跌，整体来看在美元持续强势、主要货币走弱的情况下，人民币仍维持相对稳定，但后续人民币汇率的下行压力将继续存在。
二、2023年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
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全国总人口步入下降阶段，人口结构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力人口急剧下滑和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俨然成为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为应对长达三年之久的疫情，中国积极落实了一系列稳增长政策，这些政策措施的后续影响以及2023年疫情的走向仍需重点关注，尤其是市场对未来预期的转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2023年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此外，国际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变化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也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扰动。
(一)全国总人口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总人口的年增长数量持续减少，人口增长趋势显著放缓，尤其是2016年之后人口增长急剧下滑。2021年，中国全国人口为141 260万人，比2020年末仅增加48万人;2022年，中国全国人口为141 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数据表明人口峰值已现。进一步从各省份的情况来看，全国共有13个省份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分别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重庆、内蒙古、湖南、江苏、天津、上海、湖北、河北、山西。此外，山东和安徽这两个省份也在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边缘。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的13个省份中，至少有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天津为近几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可见，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面临严峻的形势，全国总人口逐步减少的趋势已然形成。
(二)劳动力急剧下滑
1962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婴儿潮。2022年之后这部分人逐渐步入老龄，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急剧下滑。将20岁~59岁年龄人口作为劳动人口，推算出2020—2039年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发现2023年比2022年劳动力数量减少1 700万左右，而且未来仍将延续这种缩减趋势。劳动力供给急剧减少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并存，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劳动力急剧下滑势必影响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
(三)新冠肺炎疫情走向
2022年11月以来，疫情防控政策逐步转向。2022年1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出台了十条疫情防控优化措施，包括制定具体的落实举措、精准划定高风险区、优化核酸检测、调整隔离方式、按规定取消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取消健康码和行程码等;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度过流行期、确保平稳度过和社会秩序稳定。随着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以旅游、餐饮、娱乐为主的服务类消费将逐步回归常态，同时疫情的不确定性下降提振了市场预期，有利于投资和消费的恢复。短期来看，宽松的防疫政策会使新冠肺炎疫情迎来一次集中暴发，对经济产生一定的扰动，但从长期来看，宏观经济有望加速恢复。
(四)市场预期转变
2023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放开，疫情影响逐渐减弱，国外欧美加息放缓的预期以及德国率先访华反映出外部环境转好的可能，市场主体对2023年的经济预期将从低谷回升，逐渐转好。同时，从中长远经济发展目标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未来15年GDP实际增速年均达到4.8%以上，而当前“十四五”开局，2020年和2021年形成两年复合增长率较2019年增长了5.2%，2022年GDP同比增长3.0%，因而政府为了将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在2023年需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助力经济复苏，有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五)前期政策的影响
2022年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稳增长措施，包括上半年的3.41万亿元新增专项债、5 000多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8 000亿元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3 000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同时还实施了大规模留抵退税政策，退税规模在2万亿元以上，超过前三年总和。然而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重点强调了“积极”“加力”，这意味着要保障财政政策力度，2023年政府赤字率有望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又强调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表明财政政策也将更加注重精准提效。因此，未来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收支矛盾或将进一步加剧，制约了政策的力度和效果。
(六)国际政治形势变化
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两国关系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未来有可能在局部达成缓和，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两国间战略分歧。预计2023年中美关系仍面临严峻挑战，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由于美国是中国主要贸易合作国之一，两者关系恶化对中国对外贸易负面影响最大。此外，俄乌冲突从最初的局部冲突逐渐转变为一场全方位的冲突，或将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塑。这可能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带来一定隐患，同时也使得中欧班列受阻，影响中欧贸易和“一带一路”合作，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七)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主要合作伙伴的经济发展前景偏弱。根据IMF于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IMF下调了2023年全球GDP增长预期，预计2023年全球GDP将增长2.7%，相比于2022年7月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其中IMF下调了欧元区、英国和拉美2023年GDP增速预期。报告指出全球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下行风险，未来会出现更多的经济冲击，2023年的情况会显著恶化。同时，持续高位运行的通胀压力促使各国央行不断收紧货币政策，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受到抑制，从而给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可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受到全球需求收紧的影响。
三、2023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一)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1.消费。
综合拉升因素和压低因素，预计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会逐步走高，然后趋于平稳。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伴随着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直处于低位，对2023年形成了低基数效应。第二，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放开，以餐饮、旅游、娱乐为主的服务业消费加快恢复。第三，随着商品零售渠道多样化发展以及县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线上消费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人口因素。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长仅48万人，2022年全国人口净减少8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总数正式进入负增长阶段，从而抑制消费需求。第二，受长期疫情扰动的影响，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降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第三，消费恢复不均衡，可选消费需求继续承压。第四，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波动，抑制服务类消费。
2.投资。
综合拉升因素和压低因素，预计2023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会略微下降，总体保持平稳。
拉升因素方面：第一，在打造制造强国的政策支持下，制造业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第二，能源、交通、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基建投资的重点领域，相关投资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三，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市场需求将逐步恢复，有利于提振民间投资者信心，民间投资增速有望提高。第四，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消失或将提振市场预期，拉高投资增速。
压低因素方面：第一，房地产市场从底部企稳回升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增长动能乏力，房地产市场复苏亦将延迟。第二，随着中国总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进而导致劳动力成本日益上升，从而抑制投资需求。
3.进出口。
综合拉升因素和压低因素，预计2023年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会有所下降，进口总额同比增速将渐进回升。
出口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好转，疫情管控措施进一步放松，社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物流运输链进一步修复，出口生产和运输得到保证。第二，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海外需求收缩的负面冲击，克服对外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国内已陆续密集出台一揽子稳外贸稳经济政策，促进中国外贸保稳提质，政策效力将逐步显现，助力中国出口保持韧性。第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中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未来东盟需求仍将继续支撑中国出口。
出口的压低因素方面：第一，全球通货膨胀高位运行，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增强，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强，海外需求总额逐渐减少，同时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收紧或将延续至2023年上半年，其对需求的影响也将持续显现。第二，2022年整体来看出口增速位于相对高位，高基数效应压制2023年出口增速。
进口的拉升因素方面：第一，RCEP协议持续发挥作用，多地因地施策，出台助力RCEP关税减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的相关政策文件并设立相关商务区，畅通中国与其他成员统一大市场，降低中国进口成本，后续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进口增速形成拉升。第二，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好转，疫情管控措施进一步放松，社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第三，近期房地产行业利好政策频出，预计未来房地产行业逐渐缓慢修复，在房地产投资渐进回升的情况下，国内对上游原材料的需求将随之缓慢回稳。
进口的压低因素方面：第一，全球通货膨胀持续高位运行，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CPI增速较高，抑制进口增速。第二，美联储加息的步伐仍将持续，叠加主要货币走弱以及避险需求上升，美元指数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高位震荡，同时中美利差持续倒挂，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压力，不利于进口。
(二)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预计2023年总供给的自然增速受人口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市场预期、汇率波动以及国际环境五个方面的影响，总体来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态势，但仍低于潜在产出水平。
1.人口因素。
1962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婴儿潮，在2022年之后这部分人逐渐步入老龄，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急剧下滑。若以20岁~59岁年龄人口作为劳动人口，推算出2020—2039年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发现2023年比2022年劳动力数量减少1 700万人左右，而且未来仍将延续这种缩减趋势。这将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供给规模减小的困境，使得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因素逐渐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压力，同时年轻劳动力的短缺会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下降，共同抑制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2.新冠肺炎疫情。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防疫政策全面放开已是大势所趋，疫情不确定性对2023年供给端的扰动将逐步消失。在此背景下，2023年不太可能再出现疫情暴发导致工厂停工停产、物流管制导致工厂由于原材料供应不足而面临停产、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受限导致企业劳动力供给短缺这类直接抑制总供给的情况，而且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落实，娱乐、餐饮、酒店、旅行社等场所恢复经营，生活服务类供给也将逐步恢复，同时政府也明确表态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确保企业有序运转，有利于拉升2023年总供给的自然增速。
3.市场预期。
2023年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渐好转，国外欧美经济衰退的可能支撑加息放缓的预期，市场主体对2023年的经济预期或将从低谷回升，逐渐转好。另外，宏观调控部门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金融16条”，显示政策支持重点更为突出，从资金端合理支持房地产行业恢复信心，预计2023年房地产行业有望更快地实现平稳健康发展，这将有力提振市场预期。2023年中国市场预期转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就业的改善，从而主要从供给端(固定资产投资和增加劳动雇佣)抬升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4.汇率波动。
2022年主要受美元持续走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整体走势呈现整体回落态势，2023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措施逐步放开，经济基本面持续恢复，或将拉升人民币汇率，很有可能从2022年的大幅贬值转变成大幅升值，人民币汇率波动将显著加强。此外，美国经济复苏和中美摩擦、两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美元指数变动也可能强化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从而影响中国进出口、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基本面，进而对总供给自然走势造成扰动。
5.国际环境。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多变，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挑战，对外贸易关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对外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影响国家间贸易，进口贸易能够从成本端影响总供给的自然走势。然而，2023年中国与欧美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如果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贸易摩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端将可能通过影响关键中间投入品的可得性抑制中国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三)总结：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自然走势下(即没有政策进一步干预下)，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
从需求端来看，2022年受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反复和国际形势不稳定等众多因素影响，整体宏观经济运行表现不及预期，尤其是消费和进出口因国内疫情扰动而整体偏弱，但是2023年在疫情防控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市场预期逐渐好转，为后续的需求端扩张提供较强的内生动力，加之低基数效应，总需求的增速预计会有所恢复。
从供给端来看，尽管劳动力供给减少、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以及人民币汇率可能步入升值通道，不利于总产出扩张，但疫情防控政策逐步放开以及市场预期由此好转将更有利于总供给的扩张，供给端恢复态势同样可期。
进一步从恢复程度来看，由于需求端在2022年受各类因素影响整体表现较弱，而供给端在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下表现好于需求端，那么对比2023年供需两端的恢复程度，笔者认为2023年需求端的恢复程度要快于供给端。
综合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自然走势，同时考虑到低基数效应，本文判断，自然走势下2023年GDP增速可能为4.5%～5.0%之间。本文认为助力2023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如下：一是低基数效应，2022年经济增长基数相对较低，这为2023年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大空间;二是随着后续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逐渐好转，供给和需求两端所受到的扰动逐步减轻，经济基本面将持续修复;三是2022下半年以来，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陆续出台一揽子稳经济政策，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政策效果应该会逐渐显现。此外，2023年需求端恢复程度将快于供给端，预计2023年自然走势下的CPI同比增速中枢较2022年将会继续小幅上移，大概率呈现先高后低随后平稳的走势，全年CPI同比增速约为1.8%左右，PPI同比增速中枢较2022年将会有一定下移，大概率呈现先高后低再高的“V字形”走势，全年同比增速约为0.5%左右。
四、2023年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点
在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宏观经济中的一些潜在风险点似乎更加凸显。若对其认识不足必然会引起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误判。本文预计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以下风险点：
(一)房地产危机风险
2022年房地产行业超预期下行，新的监管规则下开发商融资收紧，部分高杠杆房地产公司难以适应，致使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导致卖地、新开工和投资快速下行。借款方面，2023年房地产境内债券到期3 924亿元、回售2 922亿元，合计6 846亿元，大幅超过2022年的3 799亿元，仅次于2021年的7 524亿元。偿债方面，从融资端看，即使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扩容的2 500亿元主要用于房地产企业，也仅相当于民营房企2023年到期信托与债券总额的26%左右。疫情冲击叠加地产下行致使居民收入恶化，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放缓或带来居民偿债风险，进而风险传染至银行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的高房价使得居民部门杠杆不断抬升，居民部门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12.4%提高至2021年的62.2%。
(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自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采取了各项积极财政政策用以应对经济下滑风险，例如减税退费、加大政府相关债券发行力度、增加政府相关投资等。这些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剧原本就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率，从而可能引发债务风险。截止到2022年10月份，国内新增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7万亿元，整体相较于2021年略下降，其中一般债券7 146亿元，完成下达限额0.72万亿元的99.24%，专项债券3.97万亿元，已超出下达限额3.65万亿约8.77%。2023年提前批专项债额度在2022年10月底下达，多省份额度相比2022年明显增长。然而，在支出大幅增加的同时收入并没有如期增长，2022年1—11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5 51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6.1%，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3%，收支矛盾显著加剧，从而也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三)汇率及货币危机风险
伴随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高位，中美利差持续倒挂且倒挂幅度较大，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国际资本减持中国资产以及外资持续流出，从而增加货币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冲击，为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更多冲击，影响金融稳定。同时，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强，地缘政治冲突持续，美联储加息速度或将放缓但还没到停止加息的时刻，叠加主要货币走弱以及避险需求上升，本文预计美元指数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高位震荡，人民币汇率波动或将增加，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一定风险。
(四)外部经济环境的风险
2023年，全球经济衰退可能转化为更多的政治不稳定，俄乌冲突也给多边外交蒙上阴影，即使俄乌双方暂停或停止敌对行动，俄罗斯和西方仍将保持不可预测的关系。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俄乌冲突、台海局势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会改变经济主体的风险认知和预期，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投资、消费和就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调整和信贷需求减少)和国际贸易投资(产业链重塑和经济区域化)，并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出现全球经济危机的概率进一步增强。这些都将恶化中国面临的外部需求环境，进而给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带来风险。
五、政策目标和倾向
(一)宏观调控目标
1.经济增长。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其对宏观经济的扰动将逐渐减弱，2023年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速将高于2022年。尽管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减弱，但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仍面临严峻挑战，对于经济供需两端的影响或将持续存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冲击较大，国际上地缘冲突升级，海外需求不确定性加大，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未来经济增长仍将构成挑战。由于2022年整体经济增速不高，在低基数效应的影响下2023年的经济增速会相对较高，结合中国“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以及2035远景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因素，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左右。一方面，从2022年的显著偏离合理区间的3%增长率逐渐回归正常合理区间(5%以上)，另一方面，实际增长率大概率高于5%，政策目标确定为5%有助于避免大跃进式的反弹，影响发展质量。
2.价格。
从外部看，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在2023年将减弱，美欧增长放缓压制外需驱动的通胀，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输入性通胀压力。从内部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压制内需。从食品项看，疫后需求复苏，但在生猪去产能化接近尾声和政策干预下，预计2023年上半年猪肉价格将会逐渐筑顶，这对食品通胀会产生推升作用，CPI存在上行风险，但在口粮对外依存度低、外需走弱、汇率企稳，特别是居民收入和消费仍偏低迷背景下，核心通胀持续较弱(表现为房租价格的下行)，核心CPI增速或仍温和，而鲜菜、鲜果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从非食品项看，工业消费品既受上游工业价格传导，也与下游终端需求有关，但现阶段主要受需求端约束，预计随着疫情好转、下游需求回温，工业消费品价格温和增长;而服务业价格方面，随着国内外疫苗接种数量的不断增加，服务类消费主要取决于疫情发展情况。总体而言，在低基数以及经济回暖叠加猪价整体抬高的影响下，2023年政府的CPI同比增速目标明确在3%左右，是较为合理适中的，既考虑物价稳定的民生要求，也较2022年的2%略有提高，为2023年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提供更加宽松的货币流动性环境。
3.就业。
展望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进一步优化调整，经济增速较2022年会显著回升，企业用工需求有一定保障，消费需求的释放有助于服务行业吸纳大量劳动力，同时平台经济发展使得灵活就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整体就业压力有所降低。然而，一方面2023年高校毕业人数仍将处于高位，青年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就业市场结构性错配使得制造业企业招工难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存;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在2012年经历了拐点，同时在全球疫情好转的趋势下对外留学可能进一步放开，国内劳动力数量水平较之前将进一步下降。综合宏观经济恢复态势以及国内劳动力市场供需形势，预计2023年的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可能为1 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仍在5.5%左右。在经济增长率为5%左右的条件下实现这一就业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二)政策组合和具体政策
相对于西方目前主流的仅包括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而言，包括市场环境管理、供给管理、需求管理三大类政策的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完整，能够形成丰富多变的政策组合，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中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刘伟和苏剑，2018;苏剑，2017)。
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处于供给和需求双恢复的态势，但经济增长仍将低于潜在增速。鉴于此，中国应该采取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并着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环境。
1.扩张性需求管理。
笔者认为，需求扩张以财政政策为主，在“稳”字当头的前提下加大调控力度，财政政策主要以提质增效为核心，注重可持续和风险可控;同时采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经济有充足的流动性。
第一，采取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国内经济受疫情反复的深度影响，需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搞好跨周期调节，兼顾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更高质量的支持。因此，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和完善应对疫情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结构性金融政策，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宽裕。
第二，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受国内疫情反复的长期影响，2023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等依然严峻。2022年地方政府相关债券发行力度加大，同时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大幅增加，进一步加剧原本就已经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率。与此同时，2022年7月国内出现了烂尾楼“停贷潮”，加之原本就不振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风险陡然上升。因此，2023年应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完善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继续完善宏观审慎评估，强化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建立健全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机制。
第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2023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大概率趋于缓和，同时房地产市场也有望出现筑底回升，但财政收支矛盾依然较为突出，并且可用结余资金相较于往年略显不足，可以适度扩大中央财政赤字规模，财政赤字率可以自2022年的2.8%略微上调至3.0%左右，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四，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消费方面，实施更加精准化的财政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预期，同时扩大传统消费，创新多样化供给;投资方面，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力度，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并深化重点领域补短板措施，同时保障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贸易方面，加大稳外贸政策的执行力度，推进深层次国际贸易合作，扩大重要产业和服务进口渠道。
2.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和结构升级，为此应该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第一，鼓励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升供给结构对有效需求的适配性。首先，建立起促进创新的科技金融体系;其次，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再次，培育人力资本;最后，鼓励高新技术自主研发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发挥创新第一动力作用，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
第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包括企业税费负担、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确保制造业、餐饮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帮助其在“后疫情”时期顺利恢复，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第三，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同时适当放松对房地产业的监管和限制，保证房地产业流动性充足。
第四，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首先，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协同推进战略互信，建设开放平台，加大投资促进力度，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其次，抓住RCEP生效新机遇，全面对标落实RCEP经贸规则;最后，加大对外资企业的服务力度，营造良好国际经济环境，推动建设高水平开放型世界经济。
3.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同时规范政府行为，加强依法治国，切实保证民营企业的产权和企业家的人身安全。
第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制中立，为民营企业提供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竞争体系和相关法律等软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根据负面清单为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设置“红绿灯”，为民营企业创造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其次，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让各种所有制企业面对同样的要素市场，使企业不因所有制的不同而面对不同的要素价格体系。再次，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在政府采购、税收、产业政策等方面，各级政府应该同等对待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支持民营企业融入、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让民营企业能够享受国家政策、战略的好处，搭上国家发展的快车，同时也为国家战略做出贡献。最后，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把长短期宏观调控、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市场环境改革、国内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等政策体系统筹安排，协调推进，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减少和优化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完善生产许可制度，简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程序。提升企业开办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简化普通注销程序，建立健全企业破产和自然人破产制度。加快推动市场数据跨部门共享，规范商业机构数据公开使用与发布，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第三，加强依法治国，进一步完善以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和运行机制，减少人为干预。企业是市场主体，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包括知识产权、财产权、人身权等，是营商环境优化的本质。以法律作为保障，可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规范企业行为，优化营商环境。
第四，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防止短期内频繁改变政策。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长期生产决策的关键因素，稳定的政策预期会促进企业的投资，增加库存，扩大再生产，而政策多变则会扰乱企业的生产预期，抑制企业的发展。
第五，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产权保护和激励，完善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能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侵权快速反应、惩罚性赔偿等机制。加强数据、知识、环境等领域产权制度建设，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
第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推进信用法治建设，健全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依法依规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公开、应用等方面的规范化、合法化，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机制。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推广信用承诺和告知承诺制，依法依规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和宣传教育，营造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
六、总结与展望
2023年是“十四五”的第三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恢复的第一年。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经济从目前到2049年需要年均4.8%以上的增速;而三年疫情期间，经济增速波动很大，尤其是2022年经济增速以较大幅度低于目标增速，这就为今后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23年作为疫情后的第一年，也是新一届政府治理经济的第一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应该能促使2022—2023年两年的年均增速达到5%左右，因此，2023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应该是不低于5%，而且为了给今后的宏观调控留下尽可能大的空间，2023年中国政府应该会尽量追求更好的实际增速，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更高些的合理增长。
应该看到，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的逐步放松，市场预期开始逐渐改善，经济内生增长动力逐步恢复，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仍然存在，2023年中国经济还将面临来自国内国外的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应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结合起来;应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应该坚持改革开放，恪守契约精神，依法加强产权保护，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目标，为企业运营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在此基础上，把需求端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因此，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组合应该是以扩张性需求管理和扩张性供给管理为主，并辅之以扩张性市场环境管理政策。
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综合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本文预计2023年实际可能是GDP同比增长5%以上，甚至可能达到6%，CPI同比增长大概率在2.6%左右，PPI同比增长0.5%。供给端，本文预计2023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需求端，本文预计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综合累计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2%，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5%，进口累计同比增长3.5%，全年实现贸易差额8 204亿美元。货币金融方面，本文预计2023年货币政策仍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本文预计2023年M2同比增长10.2%，新增人民币贷款21.66万亿元。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