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出现的乡村工业化带动的外贸,
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
书名之所以定为“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是想把笔者对江南市镇的感受,传达给读者诸君:现在看来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曾经一度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了社会的变革,推进了早期城市化进程。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或者说“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据印度西海岸贸易重镇果阿(Goa),以及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西班牙人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来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群岛以及中国沿海。这两个国家的商人都把与中国贸易当作首要任务,或者说作为牟取巨额利润的重要渠道。这样就使中国进入了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日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用来制作绢制品)。当时大内氏城下町山口的机织业闻名遐迩,最大的机织业中心莫过于京都的西阵;但生丝产量严重不足,17世纪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商人从中国运来。
西班牙商人的“马尼拉大帆船”则把福建月港运来的中国商品运往美洲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
无论是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还是月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中国出口的商品都是以生丝、丝绸、棉布为主,而进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之类,葡萄牙、西班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之中,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顺差。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把西方国家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写道:
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
明清两代江南市镇及其四乡生产的生丝、丝绸、棉纱、棉布,不仅行销全国,而且行销海外,在全球化贸易中,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这种盛况,是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所望尘莫及的。把这种江南市镇经济称为外向型经济,是毫不为过的。
一提起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就是近代洋务运动中的早期工业化。很少有人会想到,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已经出现了早期工业化。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的发展,使得工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可能已经超过农业。用西欧的标准来衡量,此时江南农村可能已经“过度工业化”了。
15—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地区就是中国东部和欧洲西部。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新近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作了估算,得出了以下结果:在欧洲工业革命完成以前,中国和欧洲(苏联地区除外)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李伯重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尚不逊于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尽管欧洲的发展已明显加快,但中、欧之间的差异也还并不很大。”这种观点,对于以往流行的所谓“定论”——明代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于欧洲,是很有意义的挑战。无独有偶,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中概括了他的结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
他颠覆了西方盛行的一种历史观点: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停滞,或者说19—20世纪的历史是北大西洋核心区——变革的发动机;世界其余部分——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欧洲核心区(北大西洋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东亚)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至19世纪时才出现。在此之前,即18世纪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早先的著作对它的描述更有活力。然而,到了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出现了机器与工厂化的棉纺织业,而中国江南的棉纺织业依然停滞不前,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
作者:樊树志(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