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正在经历第三轮逆全球化
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周期轮回而非单边趋势。逆全球化是与全球化相对的概念，它指的是各国采取的阻碍商品、资本和劳动自由流动，使全球各国互相开放、相互依赖的一体化程度减弱的一系列政策，通常与人类科技创新周期紧密相关。一般来说，全球化通常始于一轮技术革命引发的世界各国普遍意义上的生产效率大幅进步，而逆全球化则往往出现于上一轮技术进步红利消耗殆尽的时期。
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共经历三轮全球化和三轮逆全球化浪潮。我们以货物贸易/GDP来衡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程度，可以看到自187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共经历了三轮全球化和三轮逆全球化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三轮逆全球化时期。
(一) 第一轮周期：繁荣与战争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地理全球化。18世纪始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贸易紧密联系在一起;进入19世纪，美国、德国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过程，全球贸易的“玩家”逐渐扩大。
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彻底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地理限制。1866年美英两国之间首次成功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为海底电缆的应用扩展了新的场景，加速了各国铺设电缆的步伐。从1870-1913年，全球贸易增长了3.2倍，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4倍。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第一轮全球化受到沉重打击，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20世纪20-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1921年英国实行《保护工业法》，对6000多种工业品的进口加征33.3%的从价税;1922年美国实行所谓“竞争性的关税”，平均税率超过30%;欧洲大陆国家和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也分别提高了工业品或农产品的进口税率。大萧条加剧了各国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步伐，1930年美国出台《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890种商品关税，50种商品从免征名单里剔除。
(二)第二轮周期：“黄金时代”与“滞胀”
20世纪50-6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二战后欧洲和日本百废待兴，冷战笼罩下世界大战的风险降低，以及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都大大推进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进程。出口/GDP在1960年超过一战前的水平，1970年则接近10%。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两次中东战争严重打击了第二轮全球化。20世纪60年代末，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国经济增长动能逐渐放缓，“滞胀”风险抬头;1971年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从贸易顺差国变为贸易逆差国，强势美元支撑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岌岌可危;同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整个20世纪70年代，世界笼罩在美元危机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两次中东战争加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加剧了西方国家“滞胀”风险，这些都严重打击了全球化进程，全球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在这一时期停滞不前。
经济“滞胀”造成贸易战再度升温，主要集中在日美两国之间。与第一轮逆全球化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比，第二轮逆全球化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关税以外的贸易保护政策被广泛使用，1975年后美国频繁对日本发起“301调查”;二是贸易保护从传统工业领域向高科技领域扩展，“半导体战”和“电信战”贯穿了整个80-90年代。
(三) 第三轮周期：最后的晚餐
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与新兴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共同推动全球化达到新的高度。从1985年到2008年，全球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4.6%上升到25.3%，创下历史新高。
第三轮全球化是迄今为止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全球化，但在此过程中造成的全球失衡孕育了全球金融危机，为逆全球化浪潮埋下伏笔。
第一，顺差国与逆差国的贸易差额扩大造成全球失衡。中国从1993年对美贸易出现顺差，两国贸易差额为62亿美元。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逆差国，并且贸易差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左右达到最大，高达5.63%，并在之后一直保持在2.5%的占比。
第二，全球失衡的背后是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便呈现下降趋势，从1951年的27%下降至当前的10%左右。在第二轮逆全球化的20世纪70-80年代，是德国、日本制造业繁荣发展的时期，两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分别在1975年和1986年赶超美国;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制造异军突起，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步伐。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削弱了美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削弱美元的基础。
第三，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加剧，主导全球化的民意基础逐渐丧失。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贫富分化缩小的趋势随着70年代“滞胀”的到来而停止。1910年，西欧国家收入前1%的群体占有全国55%的私人财富，在美国则是43%;100多年之后，美国的财富集中程度几乎回到了20世纪初的水平。贫富分化扩大常被西方政客用来“甩锅”中国“偷”走了工作岗位，导致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民意基础丧失。
二、 复盘历史，逆全球化的五大特征
逆全球化的产生往往源于全球化后期固有矛盾的积累。逆全球化时代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 “追赶国”相对“守成国”经济实力逼近或赶超
逆全球化时代，世界“老大”的地位受到“老二”的挑战;世界“老二”要么反超“老大”(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和美国)，要么在“老大”的反击下“沉沦”(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日本)。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分别完成对英国GDP总量和人均GDP的超越，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一。1870年美国GDP总量接近英国，此后很快便在总量上实现对英国的超越;20世纪初，美国人均GDP超越英国，从而实现从总量到人均对英国的全面赶超。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GDP总量超过美国的60%，人均GDP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超过美国。日本对美国人均GDP的优势一直延续到1997年。
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增长驶入快车道。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的50%，到2021年中国GDP总量已达美国的76%。
(二) “守成国”主动战略收缩，全球化退化为“阵营化”
逆全球化时代，由于综合实力的下降，原本主导全球化的世界“老大”、即“守成国”选择战略收缩，转向退守基本盘的“阵营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老二”、即“追赶国”反而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倡导着。
20世纪上半叶，国力日渐衰落的英国退守殖民地的基本盘，于1932年建立“英帝国特惠制”，对英帝国之外的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一战后英国国力衰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竞争力逐渐下降;为此，英国退守殖民地基本盘，1932年在渥太华召开英帝国经济会议，与会国正式建立了特惠关税制度，本质上是对英帝国成员国给予贸易数量和关税优惠，对帝国之外的国家则提高关税。帝国特惠制建立之后，英国的年度出口额出现快速增长，特别是对英帝国成员出口份额明显上升。
在英国退守“阵营化”的同时，美国反而高举贸易自由化的大旗。1934年美国颁布《互惠贸易法案》，开创性地提出“无条件最惠国原则”，从双边向多边打开世界市场，旨在扩大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和领导力。英国在30年代建立的帝国特惠制虽然在短期有利于英国在其原殖民地维持优势地位，但却与二战后多边主义贸易一体化相悖，促使其国际影响力进一步衰落，帝国特惠制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末终结。
时过境迁，曾经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如今也出现战略收缩，转而以意识形态作为经贸往来的“指挥棒”。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宣称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贸易谈判;2022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主要目的是拉拢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国家，实现供应链“去中国化”，可以看到，印太经济框架参与谈判国与中国主导的RCEP国高度重合。
(三)旧的货币体系濒临崩溃
全球化进程离不开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1870年至一战前的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英镑为核心的金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二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则有赖于于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逆全球化时期，由于原全球化主导国竞争力下降，以主导国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愈发不稳定，货币危机频繁爆发，反过来又加剧了逆全球化进程。
逆全球化时期，主导国家出口竞争力下降，汇率愈发不稳定。一战后，英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被美国所取代，在世界贸易中所占贸易份额也在缩小。在此背景下，英国为恢复其国际地位，于1925年宣布恢复金本位制，规定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战前汇率水平，但战后英镑的市场汇价只有3.5美元，英镑被明显高估，进一步损害了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整个20年代英国经济表现在西欧国家中是最差的。
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固有的“特里芬难题”始终成为威胁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导致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20世纪60年代末，滞胀阴影下的美国出口竞争力逐步被日本、德国所取代，70年代初美国从贸易顺差国变为贸易逆差国，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的5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黄金价格也开启了长期上涨趋势。
从汇率角度来看，逆全球化开启了“守成国”汇率长期贬值的趋势，而“追赶国”货币逐渐具有了避险属性。19世纪后期，英镑与美元始终维持比较稳定的汇率;一战结束后，由于英美国力的对比发生变化，英镑汇率较美元大幅贬值，在此后的30年间出现剧烈波动，英镑已经难以承担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任，美元的地位明显提升。与之类似，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数次美元危机，在这期间，日元成为避险资产。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元危机频繁爆发，10年间美元兑日元累计贬值超过30%。
(四)能源体系出现剧烈变革
能源是国家间竞争绕不开的领域。逆全球化加剧了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纷纷在能源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一方面加大本国能源开采，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加速研发新能源，高效、安全和可持续的新能源应用往往在逆全球化时期集中爆发。
第一轮逆全球化时期，石油占比迅速上升。从1910年-1950年，石油占总能源的比重从2.5%上升至接近20%，同时煤炭和传统生物质能(木材、泥炭等)占比下降，石油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两个深远影响，一是中东产油国家崛起，中东地区地缘战略意义大幅提高，并一直延续至今;二是美国加大本国石油开采力度，在国家安全保障方面进一步领先英国。
第二轮逆全球化时期石油能源占比达峰，天然气占比上升，核能作为清洁能源获得快速发展。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能源占比同年达到历史最高的43%，之后开始回落。取代石油资源的主要有两类，一是天然气占比从70年代的15%逐年上升，二是核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投入民用，20世纪末在能源中的占比接近6%。
2010年至今的逆全球化，能源发电成本大幅降低。根据Bloomberg NEF的数据，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太阳能、海上风能和陆上风能的平均成本(每兆瓦时发电设备的平均寿命成本)分别下降了87%、62%和56%，降幅远超过去。这反映了在全球传统能源争夺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加大新能源领域的研发投入，以求尽快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度。
(五)各国围绕军备竞赛大力投入科技研发
逆全球化往往发生于上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红利末期，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以求占领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而科技投入的重要抓手是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所积累的科技成果逐渐转化到民用领域，引领新一轮技术进步。
科技领域的竞争主要集中在“追赶国”和“守成国”之间。例如，一战到二战之间，各国主要围绕建造战列舰展开海军装备竞赛，同时也带动了民用工业领域的大发展，美国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的电焊技术极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1870年-1913年间，英国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2%，美国则为1.9%;而到了1913-1950年间，美国和英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2.5%和1.9%;除美国和英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逆全球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较之前没有明显提升。
2018年以来，随着地缘冲突不断升级，中、美、德等国家普遍大幅提高了军费开支。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总额高达8580亿美元，较2022年提高10%;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22年德国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改善军备，并宣布从22年起将军费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
三、今非昔比，本轮逆全球化中国何去何从?
我们正身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一轮逆全球化时期，预计将持续至2035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的时间点是关键。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均公开表示“未来十年将会是美国和中国竞争的关键时期”，中美国力对比将是贯穿本轮逆全球化的主旋律。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将采取哪些战略应对?
(一) 增储上产，保障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层面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未来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可能逐步淡化，扩大内需、增储上产是保障安全的大方向。
一方面是降低重要初级产品的对外依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当前我国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和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的进口依赖度仍然较高，未来的方向是加大对能源矿产的采掘以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农业产量质量。
另一方面是重要工业品产能要有冗余、有备份。二十大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我国产能周期峰值从2009年后在持续收缩，特别是供给侧改革后伴随金融周期收缩带来双重压力;22年经济极差的情况下，很多传统产业的产能紧缺并没有缓解，预计23年随着经济逐步复苏，产能紧缺的问题可能会更为突出。逆全球化时代产能为王，产能有冗余、有备份是应对各类外部风险挑战的底气，因此预计未来将开启新的产能扩张周期。
(二) 产业政策“王者归来”
逆全球化给了产业政策“王者归来”的机会。在全球化时代，产业政策主要由“追赶国”来实施，通过产能补贴、市场准入等方式帮助本国快速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然而在逆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追赶国”还是“守成国”，均出现诉诸产业政策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倾向。
上一轮逆全球化时期，日美在半导体领域实施了大量产业政策。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从偏重补贴和保护本国企业转向成立政府-企业联合体，加大半导体领域的研发力度，特别是在1976年组建“官学产”联合体，启动“DRAM制法革新”国家项目;而为应对来自日本的挑战，美国也成立半导体产业协会整合国内半导体资源，以维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本轮逆全球化产业政策集中在中美两国。近年来中国产业政策逐渐从单纯补贴企业向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扩大国内需求转型。2019年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2年8月美国通过“芯片法案”，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维持其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我国是实施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但传统的供给侧产能补贴型产业政策已不再奏效，未来产业政策将聚焦两个方向：一是基础研发领域。新型举国体制将发挥更大作用，效仿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官产学”联合体，政府主要在资金层面向“卡脖子”行业倾斜;二是通过需求侧补贴扩大内需市场。类似设备更新改造低息贷款等需求端补贴政策将延续，目的是降低国产设备的使用成本，拓展市场需求，以使用促改善，实现产业的高端化转型。
(三) 主动应对“金融战”
尽管逆全球化时代“追赶国”与“守成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在缩小，但金融主导权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变化。尽管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分别完成对英国GDP总量和人均GDP的赶超，但直到二战结束之前，英镑仍是最重要的国际结算货币。
近10年来美国频繁发起以冻结金融资产、禁止使用交易系统等方式为代表的“金融战”，作为不对等的制裁手段。2020年美国曾威胁将中国香港提出SWIFT系统，2022年2月，美、欧、英、加联合宣布禁止俄罗斯主要银行使用SWIFT系统。
中美贸易战只是表象，“金融战”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根本，未来中国势必加快与投资和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进程，“一带一路”国家是重要突破口。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年均增长49%，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比例从13.9%提升到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