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郭春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 范思立
稳消费是稳住经济大盘的关键一环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消费的政策,前一段时间的相关会议均专题审议扩大消费问题,这对于促进目前的消费增长将产生哪些效果?
贾康:国务院出台的6方面33项措施旨在稳住经济大盘,提升经济景气水平,这将直接、间接地促进就业,进而形成老百姓的收入与消费能力,再配以其他社会保障等措施,将促进现阶段的消费增长。
张俊伟: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出台了很多办法。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一方面是因为外部冲击太多、影响太大。政府虽然采取了有力的对冲措施,但从酝酿应对到政策生效,需要一定的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冲击源变了、作用机制变了,应对措施需要调整以提高政策效力。
郭春丽: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协同发力、远近兼顾的思路,从应对疫情对消费的影响、促进新型消费、扩大重点领域消费、释放城乡消费潜力等方面入手,相继采取了多项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既努力稳定当前消费,又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
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制定的6方面33项措施中,出台了稳定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的政策措施,极大增强了市场信心。与此同时,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对受疫情影响的特殊群体个人住房与消费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完善社会民生兜底保障措施等保民生政策,扩大社保费缓缴政策实施范围、加大稳岗支持力度、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支持等稳就业政策,通过缓期限、减压力、强保障、稳就业、增收入来提高城乡居民现实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让老百姓在疫情冲击下“能消费”“敢消费”。扩大有效投资从增加就业、完善消费设施等方面,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粮食能源安全、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等政策从畅通物流、保供稳价等方面,通过消除制约消费的堵点、难点、痛点,改善消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让老百姓“愿消费”。此外,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力度、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和政府采购支持等政策,在保市场主体的同时可以稳定就业,也对消费稳定恢复和全面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形成有力支撑。
夏杰长:消费是推动双循环系统高质量融合的核心动力,激励消费需求是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途径。目前,相关政策体系不断优化和细化,促进消费增长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稳定经济,为消费释放创造支持环境。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缓解中小企业发展难题,增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为消费增长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稳定投资,推动和刺激消费。出台了稳定和扩大民间投资、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稳定增加汽车家电大宗消费等多项具体举措,促进中高端消费的持续增长和新消费的发展活力。
三是保障基本民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完善社会民生兜底保障措施等多项具体举措,保持居民预期工资收入稳定,拓宽居民收入来源和渠道,充分挖掘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
消费受疫情冲击较大但属非常态
中国经济时报:疫情反复,消费受到的冲击较大,以往出台的扩大消费政策虽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可以看出,消费增长仍未恢复到正常水平,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贾康:从全局看,消费增长未恢复到正常水平,短期冲击是今年以来,特别是3月中下旬以来的主要因素,更多相关因素则是“三重压力”的综合性影响。
张俊伟: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疫情的发生、发展,沉重打击了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使消费增长乏力、投资增长乏力的问题更加凸显。如果市场需求不明显增加、供求关系不能明显改善,即便政府强力刺激,市场预期也很难得到明显改善。面对普遍的总需求不足,如果把政策重心全部放在扩大投资上,仍然难以解决社会生产顺畅循环的问题。形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扩大消费需求、把扩大投资和扩大消费更好地结合起来。
郭春丽:疫情以来,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到很大限制,供应链和流通环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消费恢复中受疫情多点散发频发扰动,很难完全恢复到疫前的增长状态。尽管今年前两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明显加快,但3月份以来的疫情超出预期,对消费产生了直接且明显的冲击。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转为-3.5%,4月份同比下降扩大到11.1%。从我国居民消费潜力巨大的客观事实和居民消费升级趋势看,今年4月份消费较大幅度下滑并非常态和中长期趋势性现象,而是疫情超预期发展情况下的特例和短期扰动。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总体持续稳定向好,尤其是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逐步回归正轨,各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组合政策持续发力,6月份消费可以恢复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稳定增长状态。
夏杰长:为稳定和促进消费,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传统消费稳步增长,绿色消费、平台消费等新消费模式快速发展。囿于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和监管体系相对滞后等原因,消费增长还未恢复到正常水平,消费潜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和释放。
一是消费潜能尚未充分释放。2021年中国人均GDP突破8万元人民币,初步达到中上收入国家的水平。整体消费潜力较大,但是国内消费群体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整体消费水平还有较大成长空间。居民收入结构相对失衡,基尼系数上涨,低收入群体占比高;东西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二是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在疫情的影响下,线下消费渠道受阻程度加剧,线上消费需求得以凸显,在线教育、平台电商、健康消费等消费需求不断增大,但市场高质量产品供给难以有效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消费的不断升级。三是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和监管体系相对滞后,难以契合新消费需求和数字经济发展。平台经济垄断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牺牲消费者利益。乡村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鸿沟的存在,阻碍了消费需求的深入挖掘和全面释放。
远近兼顾持续扩大消费
中国经济时报:为了有效扩大消费,如何兼顾短期政策和长效机制?
张俊伟: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局面,应坚持政府外部刺激与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紧急应对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鼓励消费相结合的原则,持续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短期内,应做好疫情应对和稳就业、稳消费工作。
聚焦重点人群,做好稳就业、稳消费工作。对于那些收入、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人群,要发放生活补贴或食物补贴,避免其消费水平急剧下降甚至陷入生活困境。聚焦制约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采取措施畅通物流,维持产业链稳定运行;全面落实政府的各项减税降费、金融扶持、就业帮扶等政策,切实减轻小微企业、严重受疫情冲击产业的经营困难。
做好重点人群,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群体的稳就业工作。建议政府依托国有企业、大型研究机构和行业领头企业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由此增加对高校毕业生的招聘;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公共服务领域的潜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帮助高校毕业生找到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专业技术优势,稳定社会收入水平、稳定社会消费。
从中长期看,则要积极谋划,通过完善机制进一步推动经济向消费主导转型。
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今后,必须把发展服务业作为稳增长、稳就业的主战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市场监管、放开市场准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努力打造透明、法治、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社会预期,充分激励社会创新创业活动。
聚焦农村老龄人群和儿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水平。要积极总结、推广疫情期间提供收入补贴、保障消费水平的经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持续动力。要划拨更大比例的商业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进入财政专项,利用信息技术精准为农村老人、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基础病防治等公共服务,以实物形式加强健康营养保障,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完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社会安全感,释放消费潜能。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要保障年轻人在城市的刚需性住房需要;要完善养老、医疗和社会救助体系,使人们能够安心消费;要进一步改善教育供给,保障儿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提高社会安全感。
郭春丽:尽管疫情冲击下消费回落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但要看到,我国消费结构长期持续优化升级的同时,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集中表现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有待提升、流通循环和消费环境有待优化等。有效扩大消费,需要兼顾短期政策和长效机制,实现短期政策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和长期政策对消费的提升效应有机衔接。
在短期内,应强调稳字当头,着力保市场主体、保供稳价、保就业、保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确保有市场需求特别是基本民生需求的供应链和物流畅通,并努力创造新型消费场景、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来对冲传统消费受限趋弱的影响,通过切实保障消费供给、释放消费需求,在稳住消费基本盘的同时,更好地满足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中长期看,要根本消除“三重压力”,实现经济包括消费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关键在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稳定地走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从供给侧看,要在转向创新驱动,以数字经济带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持续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和消费环境。从需求侧看,要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不断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通过供给创新推动需求升级和有效需求提升拉动供给质量持续改善,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夏杰长:为有效扩大消费,必须坚持短期政策刺激和长效机制有机结合、统筹考虑。
短期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当前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挖掘和培育新消费、释放消费潜力。针对当前经济发展和消费释放的难点,及时出台相关针对性政策纾困,依靠政策“组合拳”和服务“组合拳”灵活动态地解决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消费不断升级优化,延伸至生活的各个领域,凸显了个性化、在线化等特征。政府需要引导数字文旅、在线教育等新消费的培育和健康发展,出台利好政策,释放新消费潜力。
从长期来看,需要基于宏观层面,对持续有效扩大消费需求和规模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从需求侧看,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以发展和扩大消费群体规模;重视消费需求,以消费者为中心,引导和促进消费需求升级和优化。从供给侧看,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发展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品,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提高消费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发放消费券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针对当前情况,未来中央和地方是否有必要向居民提供消费券和现金补贴?
贾康:地方政府发放不同类型的消费券,可以看作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种促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拿出一定补贴,通过支持商家促销的方式,使企业能够运营,又使百姓的部分支付能力能够实现,从而促进经济循环,进而带动就业,在疫情冲击中维系企业的生产运营。这样的良性循环不仅能够维持就业和基本民生,又能对冲一部分政府的补贴。但促销意味着百姓需要自己出一部分钱,对支付能力低下的低收入阶层来讲,受益相对有限。可以对一些低收入群体发放基本生活保障的配给券,这种配给券主要针对食品等基本生活资料。
今年的疫情冲击不亚于2020年初,通过促销来支撑经济景气是非常必要的。但应该正视,这种促销仅是一个短期的应急措施,刺激经济不能只靠消费券或者说促消费,还有更多更主要的措施需要考虑,例如加大规模的有效投资、考虑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实行预算调整方案等。
张俊伟: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发放消费补贴和消费券,是缩小收入差距、托底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的做法。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保障的是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消费水平,而发放收入补贴和消费券保障的是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消费,两者是并行不悖和相得益彰的。具体到收入补贴和消费券,其发生作用的具体机理也不一样,前者是通过收入效应发挥作用,赋予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自由;而后者则通过价格效应发挥作用,结构性作用更加明显。具体采取哪种方式扩大消费,取决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政策目标和政策约束条件。
目前,发放消费券是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一方面,为了对抗经济下行压力,需要大力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在针对特定产品、特殊服务发放消费补贴方面,政府积累了相应的经验,政策基础较好。
郭春丽:我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经历两年多的疫情后,居民避险心理加重,储蓄意愿更强。如果直接发放现金补贴,部分财政资金可能转化为储蓄而非消费,形成“政策漏损”,难以达到刺激消费、提振经济的预期效果。
消费券作为应对短期经济下滑的政策工具,有明确的使用期限和特定的消费领域,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手段既可以精准把握市场需求,还可以实时跟踪兑换情况,短期内促进消费效果显著。
疫情以来,不少地方结合本地实际相继发放多种品类、不同金额的消费券,撬动效应明显。但相对于我国消费市场规模而言、相对于稳住宏观经济大盘的需要而言,发放规模仍显不足。在当前疫情持续复杂演变、对经济冲击短期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支持地方继续推动消费券发放,并组织家电生产、销售企业推出惠民让利等促消费活动,用于支持和引导居民扩大对零售商品、餐饮、旅游、文娱、家电汽车等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鼓励地方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发放支持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的专项消费券。为了提升精准性和乘数效应,除了将餐饮旅游、家电汽车更新作为重点领域发放消费券外,还可定向向困难群体、农村县域消费者发放粮油、食品等基本消费品的消费券。
夏杰长:当经济运行受到疫情等突发事件的重大冲击时,居民收入降低、就业机会减少、消费需求骤降,经济下行或波动压力明显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向居民提供消费券和现金补贴等举措刺激消费回暖、拉动经济增长、纾困受影响的企业,很有必要。为应对疫情冲击,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选择发放现金补贴的形式,以减少突发事件的负面冲击,部分抵减由此带来的收入下降。
为此,我国应更多地选择发放消费券。比如,广东、山西、吉林等多地近期相继发放亿元级消费券,涉及餐饮、旅游、文创、商超消费等10多个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刺激其消费需求。为更好地实现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刺激消费复苏的作用,具体的发放时间、金额、形式和涉及领域都须仔细研究和设计。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消费券的发放要侧重于受影响最严峻的餐饮、旅游等重点领域,以恢复这些领域的信心和市场氛围,加速消费市场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