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是关于现代化现象特征和规律的、经过一定逻辑性表述的理性认识。对于现代化，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包括发达国家经历工业革命以来的深刻变化过程以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现代化理论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众多流派的庞杂的知识体系，其中值得强调的有三方面理论共识。
一是现代化阶段论。现代化是一个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过程。经典现代化理论中对现代化阶段比较著名的划分包括罗斯托关于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大众化高消费、追求生活质量的现代化“六阶段”，以及钱纳里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的工业化“五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是有阶段划分的，1964年周恩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1980年邓小平把现代化目标调整为70年时间跨度的“三步走”战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的30年又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
二是现代化模式论。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多种路径即多种模式的过程，也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的过程。由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社会历史文化前提差异，虽然成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趋同，但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可以有多种，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与先进国家不同，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三是现代化动力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社会变迁的动力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对应到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化过程的驱动力就是经济现代化。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看来，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过程就是工业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而工业化、经济增长实际上构成了发展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众多经济理论都可以理解为经济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动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中国现代化“两步走”的目标，指出要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尤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从上述现代化理论的三方面共识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代化理论逻辑可以归结为三条主线。
一是基于现代化阶段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由于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积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因此新发展阶段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的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现代化阶段看，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已经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与起飞前准备、起飞和向成熟推进这三个阶段相对应，高质量发展阶段与大众高消费和对生活质量追求这两个阶段相对应。从工业化阶段看，中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新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开始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高质量工业化阶段。这实质表明新发展阶段是我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这个实现现代化的“冲刺”阶段，中国经济需要跨越现代化进程中的三个关键节点，一是在2025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二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三是在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基于潜在增长率预测，中国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需要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寻求相应的新发展路径和现代化战略。而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则是与这个新发展阶段相适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新的经济现代化战略。在这个新发展阶段，中国经过了“富起来”阶段已积累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础，无论是从生产供给角度看，还是从14亿人巨大的市场潜力看，都具备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不仅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核心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与新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加快构建在更高开放水平上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成为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路径的必然选择。
二是基于现代化模式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基于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而探索的、以自立自强为本质特征的、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的一种经济现代化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社会、经济、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后发优势”，一方面表现在可以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汲取其教训，从而基于自身发展进行创新、在现代化模式上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表现在引进、消化、学习、吸收先进国家的技术，进而减少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本和时间，从而有别于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和路径。当然，这两方面“后发优势”被有效地利用、探索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实现经济赶超的前提是，后发国家政府有对自身国情、国家经济落后状况有正确的认识以及有强烈意愿推进国家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表明，中国成功利用了后发优势，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但是，后发国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存在其“后发劣势”，虽然利用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但也会产生对先进国家的在技术、贸易和资本等方面的“依附关系”。在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其全球生产分工地位往往也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在先进国家确定的世界经济规则和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后发国家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当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经济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以后，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全面贸易摩擦，从而制约后发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发展经济学中激进学派用“依附性”来描述世界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依附关系”。如果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够有效地通过自主技术创新突破这种“依附关系”，其现代化进程有可能停滞甚至完全中断。
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创新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薄弱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研发人员投入第一大国、经费投入第二大国，但是以“工业四基”为代表的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亟待提升，存在大量“卡脖子”技术，技术体系中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这种核心技术“依附性”如果不能有效突破，将直接制约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我国现代化进程推进。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经济全球化逆流背景下，更加凸显了这种核心技术“依附性”突破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这意味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立足于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寻求突破核心技术“依附性”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低成本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扬弃。当然，这不意味着要忽视对外开放，而是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要在经济全球化下实现核心技术“依附性”突破、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代化模式。
三是基于现代化动力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种围绕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的经济现代化战略。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现代化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驱动和基础。虽然不能够直接把经济发展完全对等为经济现代化过程，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推动从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无疑是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路径，也是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部署。
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词是“经济循环”。经济活动本质是一个基于经济分工和价值增值的信息、资金和商品(含服务)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循环的过程。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将社会再生产过程描述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还给出了产业资本循环从货币转换为商品、从购买商品到生产出新商品、从新商品再转换为货币的三个过程和公式。从经济循环角度来刻画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抓住了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则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从而连续不断地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也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核心要求。当前阻碍中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因素，既有供给侧结构性因素，也有需求侧内需潜力得不到有效释放问题，还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不稳定明显加大的影响，这要求从战略和政策上实现：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来扩大对供给的有效需求;经济增长动力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基础上的内外平衡，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在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统筹平衡，实现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布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现代化战略角度看，其理论逻辑基础在于大国工业化的特性。库茨涅兹指出，在同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下，大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比份额比较大;钱纳里等认为，虽然大国和小国在发展格局上可以归结出许多不同，但大国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特征是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容量巨大，可以体现出更多的内向化倾向。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虽然具有庞大的人口，但由于人均收入很低，还不能说具备了庞大的市场容量，那时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采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具有其合理性。现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具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无疑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市场，再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在这样供需条件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就十分合乎逻辑。当然，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意味着忽视国际循环，而是要求国际循环还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二者相互促进。(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系统结构、测度指标与重大问题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