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视商鞅?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高度,是由道儒法三家的精华界定的。政道的高峰在老子,人道的高峰在孔子,治道的高峰在商鞅。商鞅奠定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基础。没有商鞅变法创新形成的制度文明,中国会是另一个中国。缺少对商鞅的中肯的理解,中华文明观是残缺的。
从中国现代性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性,一部分是学西方的产物,一部分是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的,是生长于历史、适用当下、有益未来的观念和现象。商鞅是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和国家治理绕不过去的一关。
商鞅治道的灵魂,可以概括为:因循变化,强国利民,求真务实,赏罚分明,创新图强。
商鞅治道有五大思想遗产:一是变法创新的治理哲学: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没有永恒不变的治理之道,一切都要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办法。
二是以法治国的治理原则:法治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是赏罚结合的治理机制:利益是治理的吸引机制,强制是治理的保障机制,两者互补形成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
四是强国利民的治理目标:强国,是激烈的国家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利民,是百姓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两者结合,能激发国家和民众的活力。
五是求真务实的治理精神:敬真理、讲真话、办真事、动真格,敬圣贤但更敬真理;改革需要探索创新,不必事事和于俗同于众;法治必须刻薄寡恩铁面无私;治理国家必须要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入境必知十三数。
商鞅治道有五大制度遗产:一是中央集权制度:反对封建,实行权力、法律、军队、度量衡、财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为什么是强国家不是弱国家?国家竞争首先是国家制度竞争,商鞅创建的中央集权至今已有2300多年,是人类最有生命力的国家制度。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连续不中断的制度保障;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本制度。
二是科层制为核心的官吏管理制度:以科层制取代家长制,以事功制取代世袭制,明确的职权与责任,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定期的检查监督与报告,使得中央集权能够有效率地运行。经过后来的推举制和考试制的补充,这一制度影响中国2300多年。
三是以法治国的制度: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强调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原则,并且在改革中践行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太子师及傅,确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罪刑法定、设置法官法吏、普及法律、一切按法办事的制度。
四是三农治理的制度:扩大农民阶层,限制商业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盘剥,提高农民的地位,农民以粮功和军功可以授爵授官,以授田制、垦田制取代井田制,大田制取代小田制,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保护农村环境,移风易俗,小家代大家,允许土地买卖,使得秦民(农民)大说(悦)、粮食大增、乡邑大治。五是军队治理制度:形成了职业军官与农兵一体结合的制度,培养军队的勇战善战风气,对后来的军队建设有积极的启示。
但是,商鞅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政治家,他没有处理好力与德、农与商、法与权、国与民的基本关系,对商鞅思想和实践中的弊端,应进行批判。
但应客观肯定和评价商鞅的治道,商鞅是制度文明的开拓者、现代国家的奠基者、冷峻无私的执法者、国家统一的推动者。国家统一、三农问题、上下流动、以法治国、官吏整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五大重要问题,商鞅不仅全部提出来了,而且都有重大的建树;商鞅治秦形成的制度文明,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走在国际社会的前列,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制度文明基础,也为今天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