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党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负责指导陕甘宁边区工作。当时中央对处于和平环境下的陕甘宁边区党政工作作出了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边区先行先试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
任弼时多次在边区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地方党政机关抓经济建设工作要“发扬创造性”。1944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总结1943年边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有一段内容是专门从方法论上论述的：“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实践，应当说是有了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也能如农业生产一样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发扬创造性”的实质就是努力创造新办法实现创造性落实。
什么叫新办法?这正是任弼时1941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要求确保完成中央下达的外运销盐这项艰巨任务时所提到的“先进的合理的办法”。他提出产盐中的交通运输问题，强调“这项工作要靠我们政府和党去很好地组织。我们的同志要用先进的合理的办法做给老百姓看，起模范作用，推动群众干”。
当组织群众驮盐运动成为边区各级党政机关抓经济建设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后，各地如何创造新办法抓落实一直备受任弼时关注。后来他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高度表扬了一些地方在组织群众驮盐运动中创造的“先进的合理的办法”。比如延安县创造了“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的新办法来组织群众运输队，既落实了“公私兼顾”的中央经济建设工作方针，又增强了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运输力。他举例该县成效明显的杨家岭运输队：过去大车载重不过900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1300至1500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200至220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