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壁垒的三种典型形态

　　以风险为由一刀切的“可批不批”。面向新业态，一方面既有法律法规滞后，难以适用于新的情况，无可参照条款用于审批监管;另一方面由于对风险难以判断，可适用类似条款却不敢使用，长期观望徘徊。一些新兴业态由于监管部门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担心出难以预料的问题，于是以防风险为由，对该类业务拖着不批，甚至一概不批。

　　碎片化管理和履责造成的重复审批。例如，自2013年起营业性演出等经营活动相应审批权限已下放到各省(区、市)，但却导致一系列问题。一是重复审批，一场同样内容的演出在一个地方获批后，跨省(区、市)演出时还需再次进行审批;二是审批过严，要求演出内容与备案材料“一字不差”，否则就要面临被处罚风险;三是审批标准不一致，在某地获得许可演出后，到其他地区申报备案不能获得批准等等。

　　市场监管越位导致的过度审批。例如，中央反复提出，要放开社会办医疗机构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不得将社会办医疗机构等级、床位规模作为大型医用设备配备的前置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政策迟迟未能得到落实。

　　隐性壁垒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隐性门槛识别界定有一定难度。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是相对的，市场的开放和管制也是相对的。前文所述几种隐性壁垒，企业诉求与政府管制的合理性都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异军突起，作为一新型业态，流程、方式、方法与传统实体医疗差异很大，在传统监管手段失灵情况下，平衡好创新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绝非易事;再如，为强化意识形态管理的文化类管理措施，怎么平衡市场繁荣和治理效能，从而确定管制措施的合理性，也是一门艺术。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实际，既要考虑市场诉求，也要考虑监管能力，是否合理具有一定的弹性，因此增加了隐性壁垒的识别难度。

　　另一方面，“放管服”相关配套改革滞后。破除行政和市场壁垒，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我国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但负面清单管理也并非万能，能否发挥实质性作用，有两大前置条件：一是负面清单涵盖的内容，如果包罗万象，则失去了意义;二是相关配套改革措施能否及时跟进。近年来，中央推出了不少改革举措，但很多部门不愿动自己奶酪，配套改革推进滞后，致使很多政策落不了地。例如，民营企业早已被获准进入某些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行业，但至今在那些行业中，民营经济的影响力仍非常有限。这固然与民营企业自身的实力有关，但项目核准、公共财政、金融支持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造成的掣肘也决不容忽视。

　　破除隐性壁垒的政策建议

　　拓展隐性壁垒发现渠道，加大识别力度。一方面，要转换角色，更多用市场视角、整体理念和改革思维，全面审视梳理现行市场准入政策，对关联性较强的管制措施、环节加强重点排查。另一方面，要着力拓展隐性壁垒发现渠道，加强对企业诉求的征集，可通过直接走访调查、行业协会商会反映、党派工商联意见建议、两会提案议案办理，将有关隐性壁垒的信息进行汇集，对反映较强烈的一些问题进行跨部门研究、会诊和解决。对于隐性壁垒，一方面要回应市场诉求，积极清理;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不提高市场预期，稳妥推进。

　　扎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健全完善“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坚决清理取消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隐性准入门槛和地方自行制定的准入类负面清单;建立实时调整与定期调整相结合的清单动态调整机制，使清单与“放管服”改革最新进展紧密结合，积极回应市场主体呼声，不断提升市场准入门槛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依托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力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清单代码体系，使清单事项与行政审批体系紧密衔接、完全匹配，实现“一目了然，一单到底”。

　　深化“放管服”改革，注重政策落地成效。深入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下放投资审批权限，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着力规范审批流程，压缩前置审批环节并公开时限，推行并审批和网上审批，着力解决多头管理、繁文缛节等问题。政策制定和实施应避免虎头蛇尾和“墙上文件”，坚决杜绝轻易承诺、选择性落实的情况，对一些边界模糊、执行弹性大的事项要以制度形式加以明确，防止政策落地时走偏、走样，促进制度红利充分释放。

　　强化营商环境优化的法治保障。坚持法治政府原则，将“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违法作为必问责”的法治理念上升为制度设计，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制度与责任清单制度。强化政府的优化营商环境职责，严格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不断细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政府自由裁量权的空间，确保规则的公开透明、连续与可预期。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优化监督问责制度，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执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