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年来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动，各种被贴上救市良方的政策抄来抄去都是西方的方法，再搬到中国来，怎么放到中国也不知道，这很危险。因为经济学没有理论，经济学是要弄清楚解决实际问题。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产生的时候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供给侧、供给学派产生也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所有的这里所说的都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但是解决西方实际问题的东西，能不能用到中国呢？

　　可以借鉴，但是到了中国，比如中国的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是什么样的？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比如政府的投资，2008年4万亿就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用过度大家接受了教训，现在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那不用以后，就用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用过度又产生了去年的经济危机。任何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要平衡利用，中国需要利用政府投资，但不是2008年这样的政府投资。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要从数量经济转向质量经济，刚才提到的炒互联网、炒金融。一方面有些地方产能过剩，根据我调研的结果，现在中国产能过剩最大的领域，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金融。这两块毫无监管，资产积累太容易。互联网，发展金融不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反而吸收了大量实体经济走向的东西。“富二代”的老爸们都是搞实体经济，而这些“富二代”都在炒金融、互联网。这几年整个国家搞的投机性质太强。中国还是不能去盲目的学美国、英国的金融，中国人均还只有七千八美金，实体经济还是最重要，对大部分的行业来说还是+互联网、+金融。

　　我们现在面临的好多问题就是制度层面没到位，十八大以后三中全会提出制度建设——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就要制度建设，法治更是制度建设，这两个文件顶层设计非常好。但问题是有没有按两个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顶层设计去做，做的东西都跟所设计的刚好相反。制度怎么去建设很重要，这是法治的东西。

　　刚才说的好多问题都是体制问题，比如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经济下行法治非常重要。怎么样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建设，不只是说法，比如延迟退休等，要成为一种制度怎么去建设，我们没有意识到，老是讲太宏观的东西。任何国家制度的细节都非常重要，整天变来变去，一天出一个政策，地方政府这个文件没看完，明天又来了一个文件，明天的文件没消化后天又来一个。这些文件之间由没有联系、又互相矛盾，所以靠制度治国，不是靠文件治国。

　　民粹主义社会基础的大小为何取决于精英？

　　刚才讲制度建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观念，精英就是关键的少数人，美国如果没有像华盛顿这些关键的少数人哪能建立起这个制度；日本明治维新没多少人，没有这些精英怎么制度建设；新加坡没有李光耀十几个人制度建设怎么弄。所以中国也是，做什么要从政治局常委做起，从政治局委员做起，从中央委员做起。比如法治，如果关键的少数人不服从法律，老百姓就不会服从法律，所以国家精英把这个事情做好，其他的事情就好办，精英做不好，叫老百姓做一点希望都没有。中国以前有很多老话，比如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又讲榜样的力量，精英应当做榜样。

　　精英在中国未来发展中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讲专业，现在好多东西不科学，都没有专业精神，政策来了就没有人去做细的东西，都是一哄而上跟风跑，过两天换一个又跟风跑。

　　中国民粹主义成长也很多，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很强的。任何社会都有民粹主义，包括发达社会美国现在民粹主义现在也很强，日本也很强，欧洲也很强，还是取决于精英。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民粹主义的基础，大小不同而已，就取决于精英要不要去搞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也并不是一点用途没有，有时领导人需要一个合法性，需要受欢迎度，搞一点民粹主义是没问题的，但是搞过度就变麻烦了。因为民粹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还是整体的官僚机构。作为高层应该考虑怎样让民粹主义和官僚机构以及专业主义达到一个平衡，如果过度的去做民粹主义，不能控制民粹主义，结构会走向复杂负面。

　　不作为胜于乱作为不等于不作为不是腐败

　　要回答一个问题反腐败为了什么？为了党是非常重要，如果要长期执政，这些腐败不整治，党本身就机体出现问题，以后很难执政。还有是老百姓不满意，腐败那么多，既使没有老百姓不满意，本身就很难支撑下去。所以无论是执政能力还是百姓满意度，都要反腐败。但是反腐败也是要克制民粹主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现在仇官、仇富的心态非常重，把任何的官员都抓起来，老百姓关注的是一些大老虎，和大老虎相关老百姓还有一点感觉。

　　首先要对腐败有一个定义，什么叫腐败？还有反腐败的目标要清楚，为什么以前香港要大赦，因为从八十年到现在为止，腐败的定义不一样。八十年代开始时两千块钱就可以立案，现在五千块钱，但中国是人情社会，五千块钱不用官员和商界，老百姓之间可能都会有。中国是一党主导的国家，八十年代到现在，关于腐败法律法规政策很多，应当先立一个法比如2016年以新的法为基本，清理掉以前的法，这样大家心里就会稳定。大面积的腐败，如果要一个一个挖出来，估计再过五年、十年、十五年都弄不完，但是目标是一点轻微的腐败。

　　比如规定十八大以来还没收手的，或者十八大以后改邪归正就另当别论。因为任务是要团结，还是要把好多改革方案做下去，把它实施下去才行。如果光反腐败没人干活了很麻烦，刚开始老百姓非常拥护，但是现在为什么慢慢老百姓觉得见怪不怪了，因为现在政府官员不干活了，老百姓去办事，腐败确实不腐败了，也不方便了，有些官员不接电话，更不用说吃饭喝茶根本不去了，就好好的学习看书，什么事都不干了。以前王书记说不作为比乱作为要好，不作为也是腐败。一个司长、一个局长、一个省长，省委书记都是稀缺资源，站在这个位置不干活，也是腐败，当然现在也整治不作为，惰政、懒政，这是现在中国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一直提倡，怎么样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案非常重要。

　　在腐败方面，比如政策执行过程出现一些错误不是腐败，要容许干部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错。谁都不敢保证做的东西100%。在行政事务过程中，只要这个决策公开透明符合程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使犯一点错误都不是腐败。中央说要容许一些干部官员改革过程中犯一些错误，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也是在广东、福建去试错，改革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现在不允许他们去试错的话，就会把试错都放在腐败。

　　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一说到既得利益就是腐败了，要把它分清楚，包括领导人终身责任制。从政治层面归类得很好，因为有些领导人、政治人物老去干预某一些方面，这就避免他们老是毫无理由的去干涉这些事务。问题在于没规定什么叫终身责任制？终身责任制就是地方官员退休到了七十、八十岁，理论上还是可以对他问责。我们好多的法律、政策缺少细节，一到地方就变形，好多腐败大家互相举报。包括政商关系，如果再继续下去太腐败，今年提出一个清，要清商要清廉，那怎么样转化成具体的政策制度呢？现在政府跟商人基本上是背靠背，大家看到就互相跑掉了。但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需要企业家商界来发展经济，政府跟商界没有关系就发展不了经济，所以不能说不要政商关系，政商关系怎么样从以前的政商关系转型到好的政商关系？

　　政商划清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不依靠企业家，谁来发展经济？一方面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真正的企业家群体现在冷落，什么事都做不了，很多跑到国外，但要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现在到处都有孵化器，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企业家，企业家还是特殊群体，不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