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推进数据共享,实现要素资源“一网统管”。从此次战“疫”检验情况来看:初期,全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系统保障极为滞后,仍然采取传统的人工层层上报、低效率的疫情报告方式,导致各类纸质表格堆积如山,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又不能及时准确的统计疫情的准确情况。随后,在战“疫”最吃劲的时候,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区委区政府集成卫生防疫、医疗机构、民政、公安户籍等领域子系统,搭建疫情防控大数据指挥调度平台,形成了市民健康监测管理系统,满足战时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和发热患者(以下简称“四类人员”)信息收集、录入、分析以及工作调度和督查需要,增强了区委、区政府的直接统筹调度能力,改变了汇报式的传统落后模式,让区、街(乡镇)、社区(村)三级防疫领导人员在办公室就能看到全区任何一个村(社区)的疫情防控进展情况、驻点设卡情况、“四类人员”隔离救治情况、居民生活物资保障情况,有力助推全区在全市率先从疫情重灾区转为“全绿”的低风险区。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我们参照全国先进地区做法,拓展丰富平台功能,对“四类人员”标注“红码”和“黄码”,对健康市民标注“绿码”,为守牢疫情防控底线、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市提供关键手段,为城乡运行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如大型超市、商场全部启用健康码扫码认证功能,商户和居民全部凭借健康码进场营业、消费。
第二,推进数据跑路,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一是大力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聚焦企业、群众使用频率高的办理事项,加快电子证照、电子印章和电子档案应用,推进战“疫”期间减环节、减证明、减时间、减跑动次数,最大限度为企业、群众提供便利。二是强化数字赋能,打造“企业大脑”。为有效推进疫后重振,系统及时录入中央和省、市、区制定出台的一系列纾困政策措施,与区内广大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纳税、用电、用水等数据相匹配,我们坚持送政策上门、送服务上门,尽快兑现减免社保、医保、税费、租金等政策,尽最大可能帮助企业商户活下来、留下来、强起来。截至目前,全区已帮助企业申领150笔、15.45亿元纾困资金,同时还通过排查比对发现100余家本应属规模以上的企业长期“潜伏”。三是无纸化办公、视频会议成为工作常态,搭建了电信部门支持的市、区、街、社区(村)直通的5G视频会议系统。在疫情防控这段特殊时期,多开视频会,多用微信群,减少面对面集中开会,既让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各项指令可以直达社区(村),有效补齐疫情防控初期信息传递失灵、口罩等防疫物资调配不畅等问题,又最大限度减少街道、村(社区)同志来回跑动,集中精力抓好工作落实。
第三,推进数据协同,实现城乡运行“一网统筹”。整合组织部门的“民呼我应”、政法部门的“雪亮工程”、综合执法部门的“数字城管”、市长热线、长江日报城市留言板、区长热线等,融入人口、法人、房屋、事件等社会管理要素,汇聚形成带有空间地理信息的块资源,建设城乡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构建“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域”的工作格局。特别是利用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视频门禁等手段,有效筛查重点地区、境外返陂人员底数,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更加精准的预判依据,助推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同时,我们依据各类网上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分类汇总,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化解“疫后综合症”,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如我们针对汉口北大部分商户们的投诉,第一时间组织引导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与市场管理方、商铺投资人沟通协商,减免6.9万户商户2、3、4月租金1000余万元。
展望未来,黄陂区将结合疫情防控新形势新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新情况新任务,加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建设,完善城乡基层智慧治理体系。
一是加快补齐城乡基层智慧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短板。由于基础设施不健全,部分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智慧治理面临着无“技”可施的尴尬局面。对此,我们将借助当下国家和省、市加大“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强化数字资源的深度整合,发展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的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公共设施智能化水平。
二是加快补齐城乡基层智慧治理人才资源支撑力不足的短板。当下,区域人才资源支撑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年龄结构老化,一些城乡基层社区的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不足,与城乡基层治理智慧化的现实需求不匹配;二是引智难,受发展前景、工作待遇等多种因素限制,多数基层社区难以引进掌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的高素质人才,这往往使得很多基层社区(村)的智慧设施“中看不中用”。对此,我们将制定灵活高效的用人制度,结合乡村人才振兴,加快转变以学历、资历为主要指标的人才评价机制,构建以专业性、创新性、适用性为指标的人才评价机制,真正凝聚一批高水平智慧治理人才。
三是加快补齐城乡基层智慧治理制度体系不健全的短板。当前,全区城乡基层智慧治理普遍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智慧化建设缺乏技术标准等问题,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基层智慧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此,必须健全城乡基层智慧治理制度体系,不仅在战“役”期间,平时更应构建党政部门、社会组织、公众等治理主体积极参与的多元共治网络,破除数据壁垒和技术鸿沟,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跨系统的协同共治,以“制”激发城乡基层智慧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