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我国中等收入以上人口才4亿，这就意味着还有近10亿人口仍然处于中低收入水平。而这4亿人口中，严格地算来，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标准的人口才2亿多，最大的估值也就是2.8亿。

　　也就是说，我们人口多，看似很发达，当绝大部分人口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状况时，我们将面临着启动消费和投资的瓶颈。因为未来各种市场所需要的人口支撑，至少是能够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群。所以，中央最近颁布的文件中提出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战略要求。

　　很多人认为，我国人口增长可能出现危机。绝大部分来源于两类观点：一类是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会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力储备不足，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向国外转移。另一类是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还需要更多的人口来降低老龄人口占比。

　　这些观点，可能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是相对滞后。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我们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各类要素，形成了初级加工的“世界工厂”和现在的国民积累，这个发展阶段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但是，牺牲环境的低成本发展过程导致的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也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

　　对于产业的外溢，如果我们简单从成本角度分析，确实存在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但是从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看，中国产业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全产业链的基础，会主动地把一部分低成本要素的产业转移出去，也会从比较优势上更好发挥我国优势资源的作用，并且为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奠定更好的基础。而这些优质产业的出现，也与我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全方位要求相关。例如对于提升人居质量的要求，对于生态和环境的要求，对于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资源供给的需求等。

　　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城镇就业一直处于承压状态。这还不包括进城农民工。

　　从另一方面看，很多人对我国的农村就业情况并不了解。我国现在户均耕地不足10亩，与日本(约33亩)和韩国(约23.3亩)的户均规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人均耕地和户均耕地规模过小，严重影响到农业机械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按照日、韩的户均耕地规模，按常住人口算，我国农村劳动力至少还有接近2个亿的剩余。未来，只有充分解决了他们的非农就业，才有可能真正奠定乡村振兴的基础。

　　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通过各项政策，增加公共服务水平，或者是通过城市化来鼓励更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进而利用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来提升人口质量，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技能，提高新增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倒退到多生人口。这并不符合未来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总体要求。

　　(作者为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