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规模继续扩大，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上年增加241万人，增长0.8%。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民工的流动去向也发生了不少新变化。例如，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农民工选择从事第三产业。

　　农民工流动出现新变化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哪些新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又将对农民工的劳动能力和素质提出哪些新要求?有关专家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中西部吸纳力变强

　　2019年，在我国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达到1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比上年增加159万人，增长0.9%。

　　农民工都去哪里了?从监测情况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08万人。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民工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达到12396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表示，随着东部地区转型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企业有所减少。而且，机器换工进程加快，企业用工也在减少。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依托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等政策机遇，加快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一大批制造业、服务业项目加快落地，创造了大量劳动岗位，拓宽了本地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渠道。

　　“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中部和西部省份在吸收部分边际运输成本较低的行业方面具有天然劳动力优势与制度环境优势。”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李昕表示，近年来，广大中西部地区铁路、民航、电力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就业岗位供给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也是吸引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我国将引导1亿人口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这有助于引导产业有序转移，进一步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李昕表示，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会城市外，已基本取消城市落户限制，这对于吸引劳动力回流有着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表明我国区域均衡发展进一步增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汪彬说，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凭借相对优惠的地价和廉价劳动力承接了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就业吸纳能力越来越强，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民工可以就地就业。

　　汪彬指出，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提速，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催生了更多就业岗位。脱贫攻坚力度加大，农业扶贫项目、工业园区、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吸引了一大批贫困地区农民工就近就业。此外，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也进一步增强了农民工本地就业的吸引力。

　　年轻一代更“挑活儿”

　　从就业状况看，2019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6%，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住宿餐饮业岗位更受“青睐”，农民工就业占比均为6.9%，分别比上年提高0.3和0.2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比上年有所下降，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比上年略升0.1个百分点。

　　“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持续加快，占GDP比重持续增加，创造的就业岗位也快速增加，劳动力更多向第三产业聚集。这也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李昕表示，随着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升，现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不可贸易部门已取代可贸易品部门，成为我国新增城镇就业的主要来源。

　　汪彬认为，“三二一”产业结构是一个发达经济体的重要体现，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正朝着这个趋势和方向发展。随着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第三产业也成为吸纳就业人口数量最大的产业。目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55%。

　　“第三产业既包括金融、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也包括餐饮、快递、旅游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领域的劳动力需求更大。”汪彬表示，服务业就业形式灵活，存在很多非正式就业人口，如城市家政服务、网约车司机等，这也是第三产业能够成为吸纳就业主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

　　李佐军表示，近年来，我国农民工文化程度总体上有所提升。从监测报告看，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随着劳动力文化程度不断提升，加上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集。

　　“更重要的是，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劳动强度比制造业、建筑业总体上要轻一些，但月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月均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在此情况下，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年轻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劳动强度更小的第三产业。”李佐军说。

　　供需错位有待解决

　　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8岁，比上年提高0.6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6%，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近5年来占比逐年提高。这也意味着，我国农民工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尽管我国人口总规模超过14亿，但新一代农民工供给已经不及老一代农民工。”李佐军说，与过去农民工进城多以“务工”为目的不同，现在许多年轻农民工进城更愿意自主创业当“老板”。这也加剧了一些岗位“招工难”和用工年龄不断增加的局面。

　　在李佐军看来，应对农民工群体老龄化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加大对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培训，提升其掌握基础网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年轻一代农民工培训力度，提高劳动技能;还要稳步提升建筑业、制造业等一线岗位工资待遇水平，提高吸引力。

　　“农民工老龄化是历史趋势。”汪彬建议，当前，一是要加快产业转移升级。要从根本上防止农民工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使劳动力需求与产业结构相匹配。

　　二是要加快实施机器换工。目前，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始实施这一战略。实践证明，工厂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可以显著减少对一般工人的需求。

　　此外，要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对冲劳动力数量不足问题。特别是要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