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五园”既是个历史概念，也是个现实的概念，“三山五园”概念的演变是历史形成的。

　　微观概念上，“三山五园”指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

　　“三山”指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这是由官方记载的。康熙三十一年，将玉泉山行宫澄心园改称静明园，乾隆十一年，将香山行宫命名静宜园，次年，万寿山行宫被命名清漪园。

　　此后，“三山”一词便出现在乾隆朝的官方记载中，清代西郊皇家园林中，只有圆明园、三山和畅春园三处设立总理园务大臣，专设三山大臣管理三山行宫事务。在大臣的奏折中，也把“三山”及其周围的宫殿视为对应的关系。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烧“三山五园”之后，恭亲王奕訢在给咸丰皇帝上奏的折子中就提到，九月初五，“夷人带有马弁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

　　至于“三山五园”之说，在清代官方的史料中尚未见到明确的记载，目前见到的有清朝“五部”侍郎鲍源深在所著的《补竹轩文集》中记述“五园三山”的说法，这说明“三山五园”还没有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三山五园”的表述是晚清以后，民间对海淀一带以圆明园为中心的清代皇家园林的称呼。

　　乾隆帝在《知过论》中把兴建或扩建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作为自己劳民伤财的过错。乾隆帝在北京西北郊修建的皇家园林很多，特举这几个园林，说明这五个园林是京西最著名的皇家园林。

　　无论是奕訢把三山和其中的宫殿一起表述，还是鲍源深对“五园三山”的表述，甚至乾隆帝的“畅春园、圆明园以及清漪、静明、静宜三园”的说法，都说明当时没有把山、园视为两回事，而是看作互为对应、山园重叠、山即是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可见，清朝人对“三山五园”概念的理解仅指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我们把它叫做微观概念上的“三山五园”。

　　中观概念上，“三山五园”是对清代北京西北郊一带皇家园林的统称

　　这种说法是清朝灭亡后，民间对“三山五园”的一种理解。“三山五园”是对清代北京西北郊一带皇家园林的统称，这里面既包括了时间(清代)，又对空间(北京西北郊)和内容(皇家园林)进行了划定，这是对“三山五园”中观概念上的理解，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三山五园”是北京西郊一带皇家行宫苑囿的总称。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何谓“行宫”?古人云：“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宫”。“行宫”指古代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也指帝王出京后临时寓居的官署或住宅，可见，“行宫”具有临时居住的性质，而“三山五园”却并非如此。在清朝(1644-1911)存在的268年间，清帝有200余年在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颐和园理政，即所谓“园居理政”。其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个皇帝，主要在圆明园理政，时间最少的是乾隆帝，年平均120余天，最多的是道光帝，年均260余天，而雍正帝在圆明园理政时间，年均210余天，嘉庆帝年均160余天，咸丰帝年均210余天。可见，“三山五园”是清朝的实际政治中心，是园林中的紫禁城。

　　而“苑”则多指帝王的花园，“囿”是养动物的园子，即动物园，“苑囿”指古代畜养禽兽供帝王玩乐的园林。且不说微观概念中的“三山五园”是清帝理政的场所，即使中观概念中的“三山五园”也并非只是供皇家游乐的地方。为了方便处理政务，皇帝把周边的皇家园林赐给大臣，作为办公居住的场所，如乾隆初期就把位于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春和园赐给首席军机大臣傅恒，而朗润园在恭亲王奕訢去世后，被当作军机处和内阁办公的地方。

　　宏观概念上，“三山五园”是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

　　这种表述是宏观概念上的“三山五园”。“三山五园”是个历史文化区域，主要包括海淀区的四季青镇、海淀镇、香山街道和青龙桥街道辖区，如今仍有100多处文物点，其中颐和园、圆明园、清华大学早期建筑、碧云寺、景泰陵、未名湖燕园建筑、十方普觉寺、健锐营演武厅、静明园等9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颐和园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另外，还有双清别墅、梁启超墓、李大钊烈士陵园等重要文物。

　　宏观概念上，“三山五园”包含自辽金时期至明清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的古代遗产、近代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遗产，反映了完整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因此，“三山五园”是北京西北郊(海淀区)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这个说法符合目前人们的最新认识。